2024-05-10 | 한순천 기자

[书&]如200年前般重复的社会矛盾…19世纪狄更斯小说的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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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社会揭露性。这种把当代矛盾一一揭示出来的文学的社会揭露层面,归根结底可以看作承载了作家与读者希望这些错误不再重复的心愿。

然而世界果真在变好吗?去年获普利策奖的小说《我的名字是德蒙·科波海德》正是直截了当地表明世界丝毫未变的作品。这部小说是对200多年前查尔斯·狄更斯以19世纪英国为背景写就的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的现代解读,毫不掩饰地呈现出与展示资本主义真面目的原作时代相比似乎并未大有改善的今日现实。

空间从英国移到美国,时间从19世纪移到20世纪末,但本质并无不同。小说中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点:“狄更斯写的书也是如此。他描绘出孩子们和孤儿们毁了一生却没人有一丝在意的模样。让人觉得他就像是这一带出身的。”

如同原作主人公辗转于鞋油工厂、在工业革命阴影下经历贫困与恶劣劳动环境那样,小说主人公同样度过了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童年。出生于吸毒与酗酒的未婚母亲的主人公德蒙,自己也成了瘾者。继父的虐待、母亲因药物过量而死、非法童工剥削,德蒙的未来某种程度上似乎一目了然。

即便身处这样的人生,主人公也没有放弃梦想与希望。而让这份希望得以延续的人,最终是周围的大人们。这在原作中也一样。正如原作主人公大卫在姑婆和初恋的帮助下战胜困难成为小说家,德蒙也在好老师和好朋友的帮助下成为了一名好写作者。

这样的小说,200年后不该再被写出来吧。如果遥远的未来仍在重复这种事,那不是太悲哀了吗?德蒙所说的“优秀的故事不只是抄写人生,而是把人生向前推”,暗示着一个充满制度失败与道德崩塌、只有通过文学才能看到希望的社会图景。

孩子们、年轻一代失去希望,归根结底是大人的过错。德蒙为何摆脱了贫困,而德蒙所爱的多莉却走向死亡?因为大人们没有伸手拉住她。2万5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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