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调律。吉他(guitar)的指板(fingerboard)上,决定音高的品丝(fret)固定在特定位置。由此可见,调律就是确定音高的工作。
假设吉他的弦长为“90cm”。若“90cm”的空弦发出“do”音,那么“re”就要在缩短“10cm”处装上品丝,使“80cm”振动而发声。弦长的比例是“9:8”,振动数比是“8/9”。“re—mi”的弦长比例是“10:9”,因此在“80cm”上缩短“8cm”处装品丝。这样就能听到“mi”音。空弦“do”与“mi”的实际弦长为“90cm”和“72cm”,因此比例为5:4。(弦长比例用“:”表示,振动比用“/”表示。)
正如“do—re—mi—fa”是“8/9、9/10、15/16”的振动比,“sol—la—si—do”也按同样比例调律。而把连接下方“do—fa”与上方“sol—do”的“fa—sol”音程设定为“8/9”,纯律(just intonation)便告完成。
可以看出,这里用作比例的数字是2、3、5及其倍数。从振动的角度看,就是整数倍的振动,称为倍振动。让我们来理解倍振动。
假设在荡秋千的孩子旁边帮他推秋千。可以每往复一次推一次,也可以每往复两次推一次,三次推一次也行。力的供给次数与秋千的振动数是倍数关系。若吉他的弦每秒振动100次,则弦所固定的乐器某一部分受这一力的供给,可以产生200、300、400次……的振动。所有振动都会同时产生整数倍的振动。在音乐中称之为泛音(overtone)。
纯律利用2、3、5的倍振动来调律音阶,而毕达哥拉斯律只使用2、3的泛音。纯律中“re—mi”的“9/10”含有5的倍数,因此把“9/10”替换为“8/9”。若把“do—re”和“re—mi”都调为“8/9”,则剩下毕达哥拉斯律的“mi—fa”。毕达哥拉斯的“mi—fa”比纯律更窄,为“243/256”,都是“3”和“2”的倍数。以“cent”为单位则是90。(“cent”是利用指数函数把乘法变为加法的音程单位)
到了巴洛克时期,人们对调律的关注提高。在弦乐合奏中,演奏“do mi sol”“fa la do”“sol si re”三和弦时,纯律调律最为合适。三个音的振动比例4:5:6都是“1”的“overtone”,因此能产生良好的共鸣。另一方面,小提琴在把旋律从“si”提到“do”时,偏好音程较窄的毕达哥拉斯半音。然而在键盘乐器大键琴上出现了问题。
若键盘乐器按纯律调音,“c—d”之间是“8/9”(204),“d—e”之间是“9/10”(182)。因此以“c”和“d”作“do—re”的C大调可以演奏,但以“d”和“e”作“do—re”的D大调则无法演奏。作为解决办法,选择204与182的中间值193。这一选择与其说是计算振动数比例,不如说是寻找一种“居中”感觉的音高的调律。这被称为“中庸律”(mean tone system)。在中庸律的键盘上,可以自由地在三四个调之间转换。
随着巴洛克时期音乐的发展,人们要求一种能在所有调之间转换的调律。也就是超越中庸律,要求两个半音相加即成一个全音的调律。这是要求把八度分为12个完全相同的大小。即求乘十二次得2的数值,也就是2^1/12的值。这里不必特意写出这个数值。以音分值来说,就是100音分的大小。所有半音为100音分,所有全音为200音分。
这就是平均律调律。正如欧洲的调律找到了2的12次方根,阿拉伯音乐则寻找2的17次方根或19次方根。甚至有传说,土耳其的一位调律研究者为寻找那个数值献出了一生。因为当时没有无理数的概念,所以想用分数去求。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据说连他的儿子、孙子三代人都为此付出。
平均律赋予八度内十二个音平等资格的含义。在自然状态下,八度内的各个音并不平等。某些音是“社长”(主音),某些音是“经理”(属音),在旋律进行中音与音之间也存在上下关系。这种关系源自音阶中音的关系。
然而平均律调律放弃了音之间的等级性。各个音等于让出了自身的权利。也就是说,实现了民主主义社会。让我们把平均律与民主主义作比较。如果说人人各执一票的权利是民主主义的基本,那么一开始就是一人一票吗?在民主主义开始之时,英国只赋予贵族和纳税者投票权,选票的数量也不同。富人可领到两三张选票。
在瑞士,女性参政权于1959年仅由男性参加的全民公投中以压倒性票数被否决;1957年法语区宣布女性参政权后,到60年代女性才得以投票,全国范围的女性投票在1971年实现。再看韩国的情况。韩国在1948年5月的大选中,依李承晚总统的决定实行男女平等、一人一票制度。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此后,政治意识与伦理意识似乎未能追上快速的经济增长。
如今我们艰难的现实,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阶段之后出生的一代“本来就过得这么好嘛!”的漠不关心与自满,还是因为“历史并非直线前进”这一世界史的真理?令人困惑。是否像小学一年级学生糊里糊涂考了全校第一之后,便失了神、倒了下去?又能如何呢,只能理解吧。这就是当下韩国的状况吗?在解释平均律的过程中,思绪竟延伸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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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著作]《诗与节奏》(1981,修订版2011)、《看见音乐》(2009)、《世界的音乐》(2014)等
[翻译]《符号学理论》(U. Ecco,1984)、《西方音乐史》(D. J. Grout,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