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27 | 여론독자부

韩国流行歌曲[徐祐锡的文化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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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想一想流行歌曲。韩国的流行歌曲诞生于西方音乐的影响之下。它最初的形态是唱歌(唱歌体歌曲)。据传1876年新门内教会教徒创作并演唱的《皇帝诞辰庆祝歌》是唱歌的开端。朝鲜王朝末期出现的唱歌《劝学歌》,歌词内容是勤勉学习西方文明。以三一运动(1919年)为契机出现的、以“遭遇这风尘世道……”开头的《希望歌》,其歌词同样是开化歌词。

1920年以后,随着日本的统治从武断统治转为文化统治,歌曲分为上层阶级的艺术歌曲与平民阶层的流行歌两支。这大概是因为“两班/贱民”的阶层之别。艺术歌曲成为上层阶级的歌,流行歌成为平民阶层的歌。

30年代,《荒城旧址》(1932,以下为唱片发行年份)、《木浦之泪》(1935)等通过SP唱片流行开来。歌词都承载着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悲伤。迎来解放的激动始于《新罗之月夜》(1947),而六二五事变则催生了《坚强些吧,金顺啊》(1953)、《断肠的弥阿里岭》(1956)。韩国战争瓦解了班常意识,使上层阶级也接受了流行歌。《离别的釜山车站》(1953)、《庆尚道姑娘》(1953)便是其结果。以“越过战友的尸体……”开头的《战友啊安睡吧》(1950)同样不分上下阶层被广泛传唱,是连小学生都唱的军歌。

到了70年代,学会识谱的韩文一代参与社会活动。看看《朝露》(1971)。以低音开始的“熬过漫漫长夜……”的低语,一路推进到“我如今要去那广阔的旷野……”。1978年,大学歌谣节开始举办。

《朝露》与《Sad Movie》(1961)的旋律结构相同,都把注意力放在后半。歌剧《波希米亚人》中的《爱情二重唱》也是同样结构,但规模大得多。借用国语教科书的术语,把“theme-ending”译称为尾括法。

尾括法的歌曲此后影响深远。《爱情的迷宫》(1985)到了后半“种在你小小心间的……”处直击听者内心。朴正熙总统喜爱的《那时那个人》(1978)同样属于尾括式旋律。此时也出现了摆脱大众俗套的歌词,《希纳里》(1985)、《离缘》(1990)便是很好的例子。这应是对“蓬嚓”流行歌歌词的一种抗拒。

90年代,大学歌谣的热潮沉寂下来。在美国说唱(rap)的影响之后,韩国歌谣进入《江南Style》(2012)这一新领域。包括《江南Style》在内的K-pop不是用来唱的歌。以“唱歌”为职业的练歌房陪唱,若让他们唱一首K-pop,也会回答唱不了。

K-pop与其说是给国内用的,不如说是给国外用的,是出口型歌曲。它不是用来唱的歌,而是用来看的歌。两者的差异,可比作观看足球比赛与亲自踢足球之间的差异。如今世界的流行音乐似乎已超越足球,变成谁都无法照搬的棒球比赛。

即便如此,人类歌唱的欲望不会消失。数量堪比咖啡店的练歌房便是证明。70年代的“蓬嚓”改名为“trot歌谣”,并如同纪念改名一般延续为《双双派对》。周炫美的《双双派对》以磁带形式大流行,销量之多难以统计。近来由电视主导的“trot竞演”同样梦想着那样的热潮。

智能手机出现之后,音乐开始以数字媒介为基础。最重要的是画面。画面被舞蹈填满,音乐回到了与舞蹈尚未分离之前。随着打击乐器变得重要,歌曲给人一种从旋律转向节奏型的感觉。

本属“用来唱”的艺术歌曲也确实渐渐消失。曾一度流行的《思念的金刚山》(1961)同样是稍稍脱离了“用来唱”的歌。歌曲逐渐回到了舞蹈的形态。

然而,仍有一个与这些变化无关的领域,那就是音乐院校的成员以及出身于此的音乐人。想到全国的音乐院校,其人数绝不算少。地方自治团体的交响乐团与合唱团、教会的合唱团以及其他合奏团体也包含在内。他们的人生大多从不满十岁起便与古典音乐接触。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西方古典音乐已无法从他们身上剥离。从社会视角看,他们的活动与流行音乐的作曲、演奏、欣赏毫无关系——尽管他们以音乐为职业。与流行歌曲的分离就是如此严重。

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差别是什么?用简单的比喻来说明。如果《荒城旧址》(1932)或《异乡生活》(1934)是在村路上走两三分钟的体验,那么贝多芬的交响曲便是在欧洲王宫的庭园与室内走三十分钟的体验。他们所体验的音乐空间,维度不同。正如贵族与平民的思想与生活维度不同。

这并非要贬低歌谣。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王与贵族的统治被瓦解。随之,欧洲古典音乐的生产也消失了。因为催生并评价这种生产的贵族阶层衰落了。如今成了自称古典音乐的伪音乐横行的时代。古典音乐的时代不会再度出现,流行音乐也不可能创造出与古典音乐同样深邃的空间。音乐专业者也应理解这一点,保持思维的灵活性。那些认为只有勋伯格(Schonberg)式无调性音乐才是音乐、此前的音乐都是过时之物的作曲系教授与学生,也应关注“用来唱”的歌。这样的时代理应到来,但不禁生出“会来吗?”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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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首尔大学名誉教授

[著作]《诗与节奏》(1981,修订版2011)、《看音乐》(2009)、《世界的音乐》(2014)等

[译作]《符号学理论》(U. Ecco,1984)、《西方音乐史》(D. J. Grout,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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