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胀率连续三个月超出预期。这暗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美联储)难以启动降息。如果美联储维持当前高利率不变,经济放缓可能随之而来。当然,乔·拜登总统的连任之路也会笼罩阴云。经济专家们对通胀持续的原因尚无定论。或许余波绵长的“疫情后遗症”是部分原因。但这也是前任与现任政府把购买商品和服务的额外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副产品。
疫情期间,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都通过向纳税人提供各类补助的超大规模疫情救助措施来刺激经济,当时涌入市场的巨额救助资金加剧了通胀压力。不过考虑到疫情救助措施的影响已经消退,阻碍通胀回落的“嫌疑人”便收窄到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关税政策。特朗普打破了维持数十年的两党关税政策基调,不仅把中国,还把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大多数西方友邦列入关税对象名单。
拜登在2020年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曾强烈批评特朗普的关税,但当选总统后却几乎全部予以保留。此外,他还在基础设施法和《通胀削减法案》(IRA)等大规模支出法案中加入了强有力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条款。关税政策与拜登的两大支出法案,为实现降低对中国依赖、增强经济韧性、发放绿色能源补贴、促进本土制造业等特定政治目的,迫使美国消费者承担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拜登设定的政治目标固然值得追求,但所需成本相当高昂。于是,各方纷纷出现负面看法,认为他的高成本政策是否使通胀的控制变得困难。
在被指为“通胀共犯”的各项政策中,关税的过错最为严重。与特朗普的主张恰恰相反,关税是向美国消费者征收的税。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估算,美国人因这些关税迄今已额外支出2300亿美元以上。不仅如此,还向农户支付了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农产品出口损失补偿金。当然,这是因为中国以报复性关税予以还击。
很难找到相信关税有效的人。华盛顿期待的中国政策变化几乎没有发生,而美国经济却损失了巨额资金和就业。据税收基金会统计,美国每年为关税付出20万个就业岗位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0.25%的700亿美元成本。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2年提出的温和贸易自由化政策方案中,仅实施一项就可将通胀降低约1.3个百分点,产生每户接近800美元的成本节约效果。
公众的普遍认知是,过去数年美国彻底损害了本土制造业基础,引发制造业领域的就业危机,由此产生的劳动者不满转化为右翼民粹主义。但考虑到在德国、法国等不惜投入资金保护劳动者、维持其就业的国家,右翼民粹主义同样兴起,这种主张并未得到验证。制造业的退潮是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一部分。即使是被称为“世界工厂”、高度重视制造业的中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也从2011年的32%下降到2022年的28%。
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习惯了过去30年全球化带来的价格大幅下降。服装、家电、通信设备、航空旅行的费用在这一时期大幅下跌。尽管有如此大的好处,对自由贸易的不满确实也不少。但带有政治目的的关税不可能成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所提出问题的解决之道。关税引发的通胀不仅影响仅占总人口百分之几的失业者,而且影响全体消费者。不得不承担涨价的消费者会向掌权的政治人物发泄不满。若为制衡民粹主义者而设计的政策最终惩罚了主流政治人物,那实在是极为讽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