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雇佣劳动部的地区、行业共生协约能否成为产业级集体谈判陷入僵局局面的突破口备受关注。作为劳动界夙愿的产业级集体谈判,是针对多个工作场所和行业而非单一事业场的团体谈判方式,被评价为能够有效实现对承包工人的保护、消除工资不平等以及同工同酬原则。但从韩国产业结构和劳资格局来看,引入难度极大。加之承包工人待遇恶劣问题日益严重,有观点指出无法无限期等待产业级集体谈判的结论。
据韩国雇佣劳动部24日消息,今年2月雇佣劳动部与未来航空、Hanwha Aerospace、韩国航空宇宙产业(KAI)及庆尚南道共同发表了“为扩散航空航天制造业共生合作的共同宣言”。签订共生协约的产业增至航空航天制造业、造船业、石油化学产业、汽车产业、食品业等5个。签约机构与企业通过共同宣言承诺构建承包与分包合作体系,即总承包企业向合作企业提供人力、劳动条件、技术支持,合作企业也提升能力以协助总承包方。雇佣劳动部长官李政植在宣言仪式上表示,“总承包与分包共生无法通过监管或强制解决,只有自发合作形成惯例才可持续”,“将在中央层面推动多层次社会对话,以改善双重结构”。
5个行业中共生协约最为牢固的是造船业。造船业共生协约是2022年10月政府造船业双重结构改善对策的后续举措。造船业曾因不景气陷入不公平交易、人力短缺、分包低工资、拖欠工资、工伤增加等全面困局。去年2月签订的共生协约被评价为在一年内改变了造船业的工作现场。防止拖欠工资的制度“第三方托管制”将在今年上半年前由造船5家公司全部引入。合作企业工资去年平均上涨7.5%,超过最低工资5%的涨幅。用于改善分包福利的共同劳动福利金中总承包方的承担规模也从10亿韩元扩大至20亿韩元,从业人员一年内增加1.5万人。参与造船业共生协议体的成均馆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赵俊模表示,“共生协约需要信赖与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将在协约第二年、第三年继续协助实现可持续共生”。
韩国的工会以大企业和公共部门为中心组建,随后企业层面谈判成为普遍做法。这种局面导致有工会的大企业、公共部门职工与没有工会的中小企业职工之间工资差距扩大,因为团体谈判是职工自行改善福利的动力。然而韩国工会组织率仅为10%出头,且大多集中于大企业和公共部门。这种工资不平等被称为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据雇佣劳动部去年5月公布的按雇佣形态劳动实态调查(以2022年6月为基准),若将正规职的小时工资视为100,非正规职的工资水平为70.6%,比上一年下降2.3个百分点,工资差距在4年后再次扩大。若将300人以上企业正规职工资视为100,300人以下企业非正规职工资水平仅为43.7%,回到2019年(42.7%)的水平。更大的问题是低工资劳动者比重为16.9%,9年来首次转为上升。
产业级集体谈判不仅能保护劳动者,还能对劳资关系产生积极引导作用。据大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承协去年9月通过民主劳动研究院发表的《新冠疫情后德国罢工及现状特征》报告,德国工会力量强大,但劳资关系被评价为稳定,原因在于与韩国不同,产业级集体谈判体系已然落地。尊重劳资签订的团体协约而非法律与制度的文化也已形成。这一结构与认知成为使劳资矛盾不以罢工形式爆发的力量。2022年的罢工中,因谈判破裂而实际发生的罢工仅7起。去年的罢工中,因谈判破裂而实际发生的罢工也仅7起。
因此,韩国也不断有主张认为劳资对话方式应走向产业级集体谈判,但讨论始终原地徘徊,没有明显成果。要实现产业级集体谈判,就需要众多劳动者与行业组织化以发出统一声音。劳动界此前试图将非正规职、青年、女性等各阶层纳入工会内劳动者,但有观点指出仍力有不足。此外,产业工会如何克服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在规模、业务、能力上的差异以形成单一工资体系也是难题。
与团体谈判相比,共生协约优缺点并存。协约由总承包方在福利、人力、安全等多个领域承诺给予分包方好处。从一家总承包方统领数百家分包企业的韩国产业结构来看,好处可均衡扩散至众多分包企业。缺点也很明显。与团体协约不同,共生协约没有法律效力。而且共生协约带来的好处远不及团体谈判。关键在于政府对共生协约履行情况的检查有多彻底。
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朴志淳表示,“正如存在‘黄色信封法’争议,若在超企业层面将总承包与分包的团体谈判义务化或强制化,会产生多种副作用”,“通过对话平台自行寻找共识或解决方案是更进一步的方式”。朴教授接着强调,“当然,(共生协约)在效力和方式上都无法与团体谈判相比”,但“维持劳资自主对话的势头,可以说是韩国劳资从极端走向第三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