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13 | 세종=심우일 기자,세종=주재현 기자

比能力更看重年功序列的韩国…劳动改革重要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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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预算政策处发布分析称,韩国每小时劳动生产率以2022年为准为43.1美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仅排第29位。不过也有观点担忧,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中野党大胜,劳动改革或将失去动力。因为有16名出身劳动界的人士进入国会,而且野党共同民主党及民主党的比例卫星政党共同民主联合中,还有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和金融劳组出身人士等。一位前政府高层人士12日指出:“并不是说执政党在国会占少数就没法推进改革”,“越是这种时候,政府和政界越应齐心协力,加快劳动改革。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专家们一致认为,打破韩国劳动市场的僵化刻不容缓,需要同时提高工资与雇用灵活性的对策。淑明女大经济学部教授朴润洙利用2011~2012年OECD国际成人能力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在韩国,劳动者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认知能力)对工资的影响力小于其他国家。韩国的情况是,认知能力每上升一个单位(10个百分位数),工资约上涨0.8%,低于上涨率约为2.2%的德国、日本,也低于美国(约2.7%)。

相反,工龄对工资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国家。韩国工龄每增加1年,工资约上涨2%,比美国(约0.8%)、日本(约1%)、德国(约1%)高出2倍以上。朴润洙教授解释称:“与主要国家相比,韩国对工龄的报酬高出两倍以上,而对认知能力的报酬只有约三分之一”,“与美国、日本、德国相比,韩国对在大规模工作场所长期工作的工资报酬大于对个人能力的报酬。”

过度的年功序列制也是如此。大多数正规职岗位以工龄工资制为基础,形成了难以解雇的雇用结构。企业规模越大,这一倾向越明显。据韩国雇佣劳动部数据,以2022年为准,500人以上工作场所的平均工龄为11.2年,是5~29人工作场所(5.8年)的两倍水平。这意味着大企业的雇用稳定性要高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进入非正规职市场的劳动者转为正规职也变得更加困难。国民力量党议员刘卿俊与韩国技术教育大学教授权泰求的分析显示,2006年的非正规职中,2007年转为正规职的比例为18.9%,而2020年的非正规职中,只有10.1%在一年后被录用为正规职。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委员韩约瑟指出:“非正规职转为正规职的比率下降,可以视为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正在加剧”,“这种现象在社会流动性方面也是负面的。”

专家们一致表示,考虑到这种状况,劳动改革是不能再推迟的课题。政府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原本打算在大选之后正式推进劳动改革”,并呼吁“劳动改革已是无法再回避的问题,政府与执政党、野党应共同努力制定改革方案。”

事实上,高度的劳动僵化正在导致生产率下降。淑明女大教授朴宇览与KDI国际政策大学院教授白智善在去年年末发表的《企业人事管理特性与经济危机时企业的业绩》论文中分析称,实行弹性工作制、绩效奖金制、年薪制、成果分配制等的企业,受新冠疫情的雇用冲击反而更小。这也可以理解为,劳动僵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在经济危机情况下越可能出现大规模失业。

政府内外有建议认为,大选之后政界有必要以确保劳动灵活性为基本框架,解决劳动市场双重结构问题。尤其有分析指出,随着低增长固化,从企业生存角度看,确保灵活性变得更加重要。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许在准表示:“过去仅靠调整绩效奖金等实现工资灵活性就可以经营,但今后必须思考同时提高工资与雇用灵活性的方向。”韩研究委员指出:“应将部分公共机构实施的职务工资制扩大到民间”,“在并行推进确保非正规职雇用稳定性的机制的同时,总体上应朝着劳动灵活化的方向推进。”

━ 大企业月薪524万韩元时,中小企业为308万韩元

在讨论劳动市场双重结构问题时,被提及最多的之一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差距。因为社会上普遍认为,初入社会时能否进入大企业就业决定了一生的工资水平。但令人担忧的是,中小企业工资长期停留在大企业的60%水平。

中小风险企业研究院研究委员卢敏善分析韩国雇佣劳动部数据的结果显示,以2022年为准,5~499人中小企业劳动者的平均年薪为3691万韩元,仅为500人以上大企业(6289万韩元)的58.7%。这意味着中小企业月均工资为308万韩元时,大企业为524万韩元。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2022年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工资比率较上一年(60.5%)下降1.8个百分点,与10年前的2012年(61.1%)相比也恶化了2.4个百分点。卢研究委员解读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在最近10年里更加严重”,“2022年以后在新冠疫情恢复阶段,工资差距似乎进一步扩大。”

有分析指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工资差距扩大使劳动市场双重结构加剧。甚至有观点认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劳动市场双重结构加深还存在降低社会流动性的问题。因为在年功序列制强势的韩国,一旦进入中小企业就业,就很难再进入大企业劳动市场。

━ 只有进行劳动改革,教育才能改革

也有观点指出,劳动改革与教育改革捆绑在一起,要实现教育改革,必须先进行劳动改革。因为只要劳动市场中重学历轻能力的风气不消失,教育改革就难以成功。

12日据Statistics Korea数据,去年私人教育费总额为27万1000亿韩元,比前年增加4.5%。在2021年达到23万4000亿韩元之后,连续3年创下最高值。

其中,与大学入学考试关系密切的高中生私人教育费支出尤为突出。接受私人教育的高中生人均在网络课程和补习班等方面支出74万韩元,远高于初中(59万6000韩元)和小学(46万2000韩元)。尤其在大峙洞等补习班聚集的首尔,高中生人均私人教育费为98万8000韩元,接近100万韩元。

学界认为,韩国私人教育费支出如此突出的原因在于劳动市场。因为在韩国劳动市场上,学历比能力更是决定第一份工作的重要因素。KDI院长赵东哲强调:“家长们执着于私人教育,是因为特定学校和专业在就业时更有利”,“要实现教育改革,显然有必要同时进行劳动改革。”

尤其有判断认为,在当前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工资差距巨大的结构下,取得在进入优质正规职时有利的学历就更加重要。朴润洙教授解读称:“韩国特有的教育热也源于进入劳动市场时期至关重要的韩国式现象。”一位国策研究机构人士指出:“没有劳动改革,教育改革就不可能实现。”

还有人担忧,在这种结构下,学历与好工作的代际传递必然固化。调查显示,收入水平越高,私人教育费支出也越多。据Statistics Korea数据,月均收入在800万韩元以上的家庭,人均月均私人教育费为67万1000韩元,比月收入不足300万韩元的家庭(18万3000韩元)高出3倍以上。私人教育费支出与学生成绩的相关性也很高。成绩排名前10%以内的学生私人教育费为61万6000韩元,是后20%以内(33万6000韩元)的两倍水平。这意味着教育支出能力更强的高收入阶层能够增加私人教育投资、取得好学历,进而在就业市场上占据优势。此外,由于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劳动所得,因此也有解读认为,凭高学历进入大企业就业的人,对子女进行私人教育投资的能力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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