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会预算政策处上月末发布的《2024经济展望》来看,韩国2022年的小时劳动生产率为43.1美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仅排第29位。韩国劳动生产率偏低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财界担忧,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结果在野党大胜,劳动改革会否失去动力。原因是劳动界出身人士16人进入国会,加之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及其比例卫星政党共同民主联合中,汇聚了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和金融劳组出身人士等。一位前政府高层人士12日指出:“并不能因为朝小野大就无法推进改革”,“越是这种时候,政府与政界越应携手加快劳动改革。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实际上,专家们一致认为,打破韩国劳动市场刚性十分紧迫,需要同时提高工资与雇用灵活性的对策。淑明女子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朴润洙利用2011~2012年OECD国际成人能力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在韩国,劳动者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认知能力)对工资的影响力小于其他国家。韩国的情况是,认知能力每上升一个单位(10百分位数),工资约上升0.8%,不仅低于升幅约2.2%的德国、日本,也低于美国(约2.7%)。
相反,工龄对工资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国家。韩国工龄每增加1年,工资约上涨2%。这比美国(约0.8%)、日本(约1%)、德国(约1%)高出两倍以上。朴教授解释称:“韩国对工龄的报酬比主要国家高出两倍以上,而对认知能力的报酬仅为三分之一左右”,“与美国、日本、德国相比,韩国对在大型工作场所长期在职的工资报酬大于对个人能力的报酬。”
过度的年功序列制也是如此。多数正规职岗位以工龄薪级制为基础,形成难以解雇的雇用结构。这种倾向在大企业越发明显。据韩国雇佣劳动部数据,截至2022年,500人以上工作场所的平均工龄为11.2年,是5~29人工作场所(5.8年)的两倍。这意味着大企业的雇用稳定性高得多。
在此情况下,一旦进入非正规职市场的劳动者转为正规职也变得更难。据国民力量议员刘京俊与韩国技术教育大学教授权泰求的分析,2006年非正规职中,2007年转为正规职的比例为18.9%,而2020年非正规职中仅有10.1%在一年后被录用为正规职。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委员韩约瑟指出:“非正规职转正比率下降,可视为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正在强化”,“这一现象在社会流动性方面也是负面的。”
专家普遍认为,考虑到上述情况,劳动改革是不能再推迟的课题。政府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原本计划在总选举后正式推进劳动改革”,同时呼吁:“劳动改革是不能再回避的问题,政府与执政党、在野党应共同努力制定改革方案。”
实际上,高度的劳动刚性正导致生产率下降。淑明女子大学教授朴宇览与KDI国际政策大学院教授白智善在去年年末发表的《企业人事管理特性与经济危机时期企业绩效》论文中分析称,实行弹性工作制、绩效奖金制、年薪制、成果分配制等的企业,受新冠疫情带来的雇用冲击反而更小。这也可以理解为,劳动刚性越高的国家,在经济危机情况下越可能发生大规模失业。
政府内外建议,总选举后政界有必要以确保劳动灵活性为基本框架,解决劳动市场双重结构问题。尤其有分析认为,随着低增长固化,从企业生存角度看确保灵活性也更为重要。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许载准表示:“过去仅靠调整绩效奖金等工资灵活性也能经营,但今后必须思考同时提高工资与雇用灵活性的方向。”韩研究委员指出:“应将部分公共机构实行的职务工资制扩大到民间”,“在并行推进非正规职雇用稳定性保障机制的同时,整体上应朝着劳动灵活化的方向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