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24 | 안현덕 법조전문기자

违背职务等概念模糊、判决分歧不断,“背信罪”70年未变[安贤德专门记者的Law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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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上的背信罪具有促使企业最高经营者(CEO)审慎决策、抑制不负责任的散漫经营等积极作用。不过,由于处罚标准模糊,会降低企业的可预测性,甚至可能使正常经营受到抑制,因此有必要就修法等展开公开讨论。”

这是出身高等法院法官、现为世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河泰宪的说法。他在Seoul Economic Daily与世宗律师事务所于19日共同举办的“70年沉积的背信罪……是该变革之时”研讨会上指出:“背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模糊,因此是一审与二审判断差异最大的罪名”,“无罪率也相应较高”。围绕经营判断失误等问题,背信罪一直被视为法律判断分歧极大的罪名。即便是同一类型的对旗下公司资金支援等案件,一审、二审、三审的判断也可能大相径庭。加之犯罪构成要素不明确,其无罪率约为一般案件的两倍。根据2021年司法年鉴,全部案件的无罪率为3.04%,而挪用公款、背信罪则达到7.3%。此次研讨会有各企业法务室、合规经营室、法务支援局等相关人士100余人参加,旨在探索背信罪正确的变革方向。背信罪自1953年制定实施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其比重呈上升趋势。但此前法律修订仅在1995年因货币单位换算进行过一次。正因为对背信罪“可任意解释、标准因人而异”的批评不断,要求修法的呼声愈发高涨。

当天研讨会上,河律师重点关注的是:违背职务行为、他人事务处理者、取得财产上利益与造成损害等犯罪构成要素违反“明确性原则”。该原则意味着“必须明确规定构成要件,使任何人都能预见法律所要处罚的行为是什么、刑罚为何,并据此决定自身行为”。正如刑法上的盗窃罪明示为“窃取他人财物者”,犯罪行为必须被明确界定。

河律师表示:“由于违背职务这一犯罪构成要素模糊,法院的判断可能截然相反”,并以前述对旗下公司资金支援的两个判例为依据。在2017年11月9日宣判的韩国大法院判例中,法院认定该行为“属于合理经营判断的裁量范围内所为,难以认定为明知会给本人造成损害而实施的故意行为”。即以属于经营判断为由,未认定构成背信罪。相反,2009年7月23日的判例则认为“即便会导致连带破产,也不得进行资金支援”,认定构成背信罪。同样是对旗下公司的资金支援,法院的判断却截然相反。

河律师强调:“从判例来看,即便取得股东同意或经过董事会决议,也难以摆脱背信罪这一司法风险”,“如果法院对他人事务处理这一犯罪构成要素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则不仅背信罪适用范围扩大,受处罚的可能性也会提高”。诚信原则是近代司法原则,即法律关系当事人应顾及对方利益,不得以违背公平或背弃信赖的内容或方式行使权利。

河律师还指出,刑法将背信罪规定为危险犯,而非指除客观事实之外还须具备目的与意图的目的犯,这也是问题所在。危险犯是指仅使受保护法益处于危险状态即满足构成要件的犯罪。在国外,依特定标准只有属于目的犯时才认定有罪,而韩国法律体系有所不同。这也是他指出“存在依据事后确证偏差(以为结果本可预见的心理与成见)而将失败的经营判断认定为背信的隐忧”的原因。实际上,日本(刑法第247条)将背信罪明示为“以给本人造成损害为目的实施违背职务的行为,并使本人遭受财产损害时”。德国(刑法第266条)在法律上具体规定为“违反因法律、官厅委任、法律行为或信用关系等所负的谋求他人财产利益的义务,从而使应保护其财产利益者遭受损害的情形”。此外,股份法第93条还规定“对董事是否尽到通常且诚实的注意存在疑问时,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美国没有背信罪的规定,而是以欺诈(Fraud)或民事上的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损害赔偿加以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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