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日本银行19日将-0.1%的短期政策利率上调至0~0.1%。这是2007年2月以来时隔17年的首次加息,意味着自2016年2月以来时隔8年重新进入“有利率”的时代。此举意味着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的终结,被评价为事实上宣告摆脱“失去的30年”。这得益于日元贬值等因素推动企业业绩改善,以及日本政府通过引导涨薪等方式全力克服长期通缩。尤其是趁美中战略竞争之机,通过巨额补贴和放宽监管吸引海外尖端企业、发掘半导体等未来增长动力,被视为主要原因。
相反,韩国却在把“中国大迁出”的受益机会拒之门外,令人遗憾。就连驻韩美国商会(AMCHAM)似乎也看得焦急,向尹锡悦总统递交了报告,称全球企业“脱中国”对韩国而言是成为亚洲商业枢纽的绝佳机会。驻韩美国商会近期对800余家会员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在最希望设立亚太地区总部的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新加坡。理由是生活成本低、韩流文化、教育环境等颇具吸引力,且产业基础设施优良,可成为中国的替代选择。但报告同时指出,全球企业不愿进入韩国的原因在于每周52小时工作制等劳动灵活性偏低,以及重大灾害处罚法等过度劳动监管所带来的首席执行官(CEO)刑事责任风险。高企的法人税、数字监管等也被列为障碍。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韩国的潜在增长率2020年为2.3%,今年预计将降至1.7%。考虑到低出生率、老龄化等因素,进入“0%区间潜在增长率”也只是时间问题。在此情况下,若韩国崛起为全球企业的亚太枢纽,就可能成为摆脱低增长固化危机的出口。海外主要企业和优秀人才涌入,可促进金融等产业升级。政府和政界应为激活国内外企业投资而加快劳动、教育、养老金等结构改革,并破除全世界唯韩国独有的“加拉帕戈斯监管”。下调法人税、遗产税等税制改革也很必要。唯有如此,才能通过积极招商引资和超级差距技术开发培育新增长动力,走出低增长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