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11 | 민병권 논설위원

[观点] 韩国是经合组织中唯一禁止非面对面诊疗的国家……“应像美日一样全面开放远程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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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日本厚生劳动省下属社会保障审议会召开医疗分会,公布全面允许远程医疗的方针。这是自1971年开展远程医疗实证项目以来,历经50年才作出的决断。由此,医生与患者之间的非面对面诊疗从初诊到复诊均不再受限。

# 在韩国,2021年9月也提出了允许医生对身处家中等场所的患者进行远程观察、咨询的医疗法修正案(共同民主党议员姜炳远提案)。此后,国民力量党议员金成元、李钟性,民主党议员辛铉英、崔惠英也分别提出了放宽医患之间非面对面诊疗监管的医疗法修正案。然而朝野一直未能找到交集,在今年5月第21届国会任期结束前,这些法案实际上已进入废弃程序。

全球主要国家纷纷为远程医疗解禁,唯独韩国在逆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已全面允许利用信息通信设备等开展非面对面诊疗行为。相反,韩国长期推迟相关立法,迟疑不决。一位保健政策当局人士指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不全面允许非面对面诊疗的国家只有韩国。”他表示:“医生以误诊风险为由反对全面允许远程医疗,但迄今为止国内实施的远程医疗试点项目中未发生一起医疗事故”,“医生们忽视了能够提高非面对面诊疗准确性与安全性的信息技术(IT)也在迅速发展这一点。”远程医疗业界人士一致认为,韩国若不想在相关技术、人才以及全球服务与基础设施市场上被远程医疗先导国家抢占先机,就应像美国、日本那样放松监管,全面允许非面对面诊疗等。

◇缺乏法律依据,试点项目原地打转

韩国政府和医疗界并非完全没有推进远程医疗的努力。首次尝试是1988年首尔大学医院在韩国通信(现KT)协助下开展的远程影像诊断试点项目。这是一种协助判读远在涟川保健所的X光影像资料的医生与医生之间远程咨询测试。1994年,国内首次实现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远程连接。蔚珍医疗院与庆北大医院、全南大医院、全南求礼保健医疗院通过通信网开展了医患沟通及医生之间咨询形式的远程医疗试点项目。

然而全面实施远程医疗的法律依据模糊,多数只停留在临时性试点项目。特别是医疗法于2000年1月修订,明确规定除急诊患者诊疗等例外情形外,医疗业务须在“医疗机构内”进行,从而禁止了将视频通信连接到医院之外的患者家中等场所进行诊疗。2002年3月,明确引入“远程医疗”的规定首次写入医疗法,但仅限于允许医生与医生之间的远程咨询,并未包含允许医患之间非面对面诊疗的条款。

此后政府一直尝试立法以允许医患之间的非面对面诊疗,但受阻于主张误诊风险等的医生群体的强烈反对,法案未能通过国会。政府始终无法摆脱以试点项目形式有限实施非面对面诊疗的怪圈。

◇法院判决也摇摆不定……医疗界混乱加剧

关于医患之间远程医疗行为是否合法,韩国宪法法院与韩国大法院相互矛盾的判决加剧了混乱。宪法裁判所2012年3月通过全员审判部决定,将医疗法上的“直接诊察”解释为“面对面诊疗”义务,明确认定非面对面诊疗时医生不得出具、交付诊断书等。相反,韩国大法院在次年4月的判决中解释称,医疗法上的“直接诊察”并未一般性地禁止在未进行面对面诊察情况下开具处方的行为。据此判定,对于医生通过电话诊疗患者并开具处方的事项,不能仅因进行了电话诊察就认定其未进行直接诊察。

在此期间,新冠疫情爆发后,政府推动临时性扩大允许远程医疗。为此提供支撑的传染病预防与管理法修正案也于2020年12月在国会通过。在发布“严重阶段”以上传染病灾难危机预警的情况下,医生可通过有线无线电话或视频通信等对医院外的患者进行观察、诊断、咨询和处方。不过,政府在2023年5月宣布新冠大流行结束后,将相关灾难危机预警从“严重”下调为“警戒”,医患之间非面对面诊疗的法律依据也随之自动终止。

◇顾虑医生的朝野双方

医生团体反对全面允许非面对面诊疗,阻碍朝野改善远程医疗监管的立法。医生团体等以远程医疗稳定性不足(误诊及医疗事故可能性)、个人信息泄露担忧、以他人名义违规处方的担忧、向首都圈及大型医院集中加剧的担忧作为反对理由。医疗界人士表示:“医生面对面诊疗患者时可综合望诊、听诊、触诊、问诊、叩诊察看病情,并利用院内设备进行精密诊断,而无法做到这些的非面对面诊疗可能会不准确,对此担忧很多。”相反,远程医疗产业界人士反驳称:“支撑非面对面诊疗准确性的IT正在快速发展,医疗界的态度过于保守”,“如果从(误诊风险较小的)慢性病等开始允许医患之间非面对面诊疗,医生们的担忧可以化解。”

掌握立法权的朝野因顾虑医生态度而无法加快放宽监管。此前政府在2013年12月就允许医患之间远程医疗的医疗法修正案进行立法预告,并于次年提出法案。但朝野未能得出结论,该法案随第19届国会任期结束自动废弃。第20届国会亦是如此。此后进入第21届国会,部分议员提出了改善医患之间非面对面诊疗监管的法案,但自2021年首个法案提出至今已过三年,在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小委员会仅讨论了五次。专家们担忧:“若朝野在第21届国会未能得出结论,第22届国会成立后需重新提出法案、审议并作出结论,可能会浪费数年时间。”朝野应本着最优先保障宪法上国民健康权的立场,尽可能在第21届国会任期结束前尽快处理全面允许非面对面诊疗的法案。

◇不断扩大的全球远程医疗市场……保守的德国也已解禁

在远程医疗服务于韩国国内受制于监管之际,海外市场正快速增长。不仅美国,就连在医疗制度上一向保守的德国、日本也放开监管,加快培育远程医疗产业。据市场调查机构MarketsandMarkets去年12月的分析资料,2021年仅约6130亿美元的全球远程医疗市场规模,2023年已达1.204万亿美元,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2026年和2028年市场规模将分别突破2万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美国远程医疗在本国健康保险申报总额中的占比,2020年初为0.2%,到2023年11月已增至5.1%。

美国于1996年制定远程医疗开发法等,将引入远程医疗法制化。此后通过联邦保健福利法令,对远程医疗提供机构的范围、提供对象与服务、设备规格、费用负担等作出细致规定,以标准化推动相关服务发展。特别是将远程医疗从业者资格不仅赋予医生,还赋予专业护士、助产士、临床社会工作者等,提高了国民的服务可及性。韩国仅允许医生(含韩医师、牙医)从事远程医疗行为,有必要研究像美国那样扩大许可对象的方案。

德国原本远程医疗壁垒很高,因为联邦医师协会通过标准医师职业规定,明确“禁止无面对面诊疗的远程诊疗”。但就连德国也在2015年制定电子健康法,为包括远程服务在内的信息技术(IT)应用奠定法律基础。随后在2018年,联邦医师协会修订标准医师职业规定,放宽了远程医疗监管,使轻症疾病等可通过通信媒介进行医患之间的咨询与诊疗。德国还修改法律,允许原本法律禁止的药品配送。

日本于1997年通过厚生省公告允许医生与医生之间的远程医疗行为。随后在2011年允许有限实施医患之间的远程医疗。新冠疫情爆发后,2020年4月允许对所有疾病使用电话及在线方式诊疗。次年8月公布“在线诊疗特例措施永久化”方针,使远程医疗在新冠大流行结束后仍全面实施。这与新冠疫情结束后终止非面对面诊疗临时全面许可政策的韩国形成对比。美国、德国、日本都为解决高龄患者增加、地方医疗设施不足的问题而积极将远程医疗制度化。韩国也应借鉴这些国家的案例,着手改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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