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出生率问题的首要原因是生育带来的机会成本上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改善得非常快,但支持生育和育儿的社会体系却没有跟上这一速度。”
11日迎来成立53周年的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赵东哲10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低出生率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不是做一两件事就能解决的,它是过去长期未能完成的事情累积的结果”,但他同时指出:“我认为讨论由社会更多分担育儿成本的方案,是(制定低出生率对策的)第一个方向。”
韩国去年第四季度总和生育率仅为0.65。这意味着全球前所未有速度的人口减少正在发生。赵院长分析称:“过去由于父权文化,许多女性放弃职业生涯专注育儿,但此后女性走向社会普遍化,生育并放弃工作所产生的成本必然上升”,“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了,但实现工作与家庭兼顾的社会与政策基础并未得到大幅改善。”
他主张应进一步扩大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赵院长断言:“仍有很多人说这远远不够。”在方式上,他指出比起直接补助父母,让福利流向孩子更为高效。赵院长解释说:“这不是给生育的父母提供奖励的概念,而是社会应共同分担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成本”,“如果把为上托儿所发放券与直接向父母提供现金相比,前者应该更多。”
目前政府推行首次相遇券、父母津贴等面向父母的现金支援政策,而他的意思是实质性的养育支援更具实效。赵院长说:“即便不只是钱的问题,在育儿期或生育期,为女性乃至父亲制定比现在更加弹性灵活的工作时间方案,是重要的政策方向”,“仅靠这些政策不会解决低出生率问题,但思考相关讨论是第一个方向。”他还补充说:“总和生育率自2015年以后急剧下滑”,“要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不容易,但首先应查明其原因。”
不过赵院长强调,在提升快速下滑的生育率的同时,适应收缩型社会同样重要。他分析称:“不仅需要能够恢复生育率的对策,适应生育率下降的政策也很重要”,“需要进行改革,让体系适应低出生率社会。”
他认为,要适应低出生率,劳动、教育、养老金三大改革不可或缺。他特别强调,应从劳动改革入手寻找社会结构改革的突破口。赵院长指出:“即使需要时间,也要先从劳动市场问题开始解决。”
赵院长对劳动改革的想法是“建立按生产率获得待遇的社会”。
“有分析结果显示,在韩国,比起认知能力,年龄、学历等外在特征在决定劳动者工资时是重要因素。如果出身一流大学、进入好单位后一辈子不让位的状况持续下去,那么别说吸引海外高端人才,我国核心人才外流的问题也必然持续。”
赵院长的看法是,韩国社会大学文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劳动市场僵化;如果不改变劳动市场,教育改革就无法真正推进。简单说,在学历优先的社会,家长的首要目标是把孩子送进好大学,因此单独推进包括全人教育在内的教育改革不仅与现场需求不符,私教育市场还会针对富裕人群做更为巧妙的升学生意。考虑到这一点,劳动与教育改革是一体的,而出发点应是劳动改革。他强调:“应该形成这样一种体系:无论我出自哪所大学,只要在劳动市场上干得好就能获得相应待遇。”
赵院长主张:“韩国社会大学文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劳动市场僵化”,“应当认为我国的教育体系几乎都是从劳动市场的问题波及而来的。”他接着补充说:“对于学生应从升学地狱中解放出来的说法,我100%赞同”,但“在劳动市场维持原样的状态下,仅在教育领域强调全人教育,什么都不会改变。”
赵院长一贯认为,要把能力主义注入劳动市场,确保劳动灵活性必不可少。他介绍KDI正在进行的研究时表示:“在解雇自由的美国,50岁以上劳动者的工龄呈上升趋势,而韩国反而出现急剧下降。”这是因为在韩国,由于工资等级制和年功序列制,高龄劳动者相对于绩效的工资过高。尤其是由于重视就业稳定性,企业方面倾向于想方设法解雇临近退休的劳动者。
养老金改革也是如此。上月KDI提出了颇具冲击力的政策建议:将预计2054年基金耗尽的韩国国民年金一分为二,年轻一代从现在开始单独积累养老金,旧一代的不足部分由政府用国家财政填补。即分别设立新、旧年金。因为照目前情况,年金耗尽后,年轻一代若要维持现有的收入替代率(40%),现行9%的保险费率须上调至35%。赵院长认为,养老金改革也是需要适应收缩型社会的代表性课题。
他担忧地表示:“适应收缩型社会的举措之一就是养老金改革”,“养老金改革每推迟一年,财政负担就每年增加50万亿韩元。”他还强调:“包括养老金改革在内的结构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速度战”,“如果能在短期内把养老金改革做好,减税政策等其他方面产生的问题都可以被原谅。”
KDI也表示将加快结构改革相关研究。赵院长说:“比过去更加侧重的研究领域是劳动、教育改革等改革课题相关内容。”他表示:“KDI在暗处只为公务员提供支持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希望把文章写得不那么艰深,让核心信息能够顺畅传达,让普通大众能更多接触优秀的研究报告。”为此,KDI计划增加研究人员的对外沟通,并推动政策座谈会。
对于医科大学招生名额问题,他表达了遗憾。赵院长说:“如果从20年前就一步步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今天就不会这么喧闹”,“如果把从现在就该做的事再拖20年,应当想想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医科大学招生名额自1998年济州大学医学院新设以来从未增加过。对此,赵院长提到大学社会的既得利益文化,称“正是因为社会上形成了压力,才出现要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的说法”,“大学也不应按专业分蛋糕,而应按需求者(学生)希望的方向制定支持政策,并持续培育有前景的领域。”他表示,首都圈主要大学即便想增加半导体相关招生名额,却因抑制首都圈过密化的法案而无法增加,这就是代表性的问题案例。
赵院长对今年经济形势总评称:“以半导体为中心出口表现良好,经济将小幅改善。”不过他补充说:“内需今年上半年比下半年更困难的可能性较高。”意即在上半年之前须度过消费不振带来的难关。关于减税,他重申:“我并非100%赞同减税方向的政策”,但“只要养老金改革真能在短期内切实推进就行。减税加总起来也不到10万亿韩元。”
He is…
△1961年生于首尔 △1984年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学士 △1991年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 △1991~1995年得克萨斯A&M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1995~2009年KDI研究委员、首席研究委员 △2005~2006年财政经济部部长顾问兼宏观经济组组长 △2008~2009年KDI宏观与金融经济研究部部长 △2013~2016年KDI首席经济学家 △2016~2020年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 △2022年KDI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