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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高速增长是如何实现的?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各自留下的经济功过又是什么?
我们以事实与统计为基础,深入而公正地梳理那些决定性事件。有时也会审视世界经济史中的宏大议题,如全球大萧条、英国工业革命、东西方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日本近代化、中国改革开放等。
借用历史学家E.H.卡尔的名言,我们邀请各位读者加入现在与过去之间永不停息的知性对话。
大韩民国首届李承晚政府留下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同时也有一部分被高估。
直到最近才出现重新审视当时农地改革与《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签署意义的动向,但对1950年代经济政策与状况进行认真梳理的尝试几乎为零。1950年代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如何?工业化程度如何?出口业绩如何?当时是否存在失败的经济政策?我们依据历史事实、统计与数据来寻找答案。
首先是几项必须关注的统计。1950年代韩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出口下滑现象。但与此同时,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却在部分实现。
① 出口减少:1953年为3959万美元的出口额,到1958年降至1645万美元,减少58.4%。
② 贸易失衡:1952年至1960年进口总额为29亿7157万美元,是同期出口总额2亿2377万美元的13.3倍。
③ 工业化:1953年至1961年制造业产量年均增长11.5%。
④ 经济增长: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实际值计算年均增长4.1%。
※统计①、②参考韩国贸易协会《贸易年鉴》(1961)、韩国银行《经济统计年报》(1962),③、④参考韩国银行《国民所得账户》(1984)。
两组统计都是事实。出口在减少,工业化却稳步推进。近十年间进口额超过出口额的10倍,却不仅没有发生外汇危机,经济增长还在持续。要理解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有两个核心关键词,这也正是本文的主题:“经济援助”与“进口替代工业化”。1950年代韩国经济基本上可以用这两个关键词来概括。我们先从进口替代工业化切入当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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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替代工业化:买不到就自己造 文在寅政府是“收入主导增长”,朴槿惠政府是“创造经济”,李明博政府是“市场主义”。每届政府都有贯穿其执政期的经济政策。
李承晚政府的重点政策是进口替代工业化。何谓进口替代工业化?英文为“Import(进口)Substitution(替代)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或产业化)”。顾名思义,就是把依赖进口的工业品国产化、从而实现产业化的战略。
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韩国状况。虽然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恢复了主权,但技术与专业人才一同流失,生产设施开工率下降。此后战争爆发,工厂等生产设施约一半、社会间接资本(SOC)的90%遭到破坏。绝大多数人口仅能勉强维生,国家主要产业是农业。经济先进化归根结底意味着每一位国民都能吃饱饭、开自家车、家里摆上电子设备、穿上好衣服。然而所有相关产品都必须进口。要有外汇,但出口的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因而长期饱受美元短缺之苦。
处于这种境况的欠发达国家常常选择的产业化战略,正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即设法自行制造各类依赖进口的工业品。其算盘是,只要能自己造汽车、电气列车、工厂机械、建筑原材料等,就不会缺美元,国民生活也会富足。尝试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国家,典型的有南美多国、1950年代的印度等。当时韩国也尝试了这一政策。此外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以“出口第一主义”闻名的朴正熙政府,初期也曾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
━ 美国这一存在 这里浮现出一个问题:“用什么钱建工厂,制造技术和诀窍又从何而来?”
如果一国天然资源丰富,回答这个问题就容易。例如若埋藏有大量石油,只要卖到世界市场换取外汇即可。所得外汇用于建厂、购置尖端制造设备;发展技术、投入人力,工厂就能运转。符合这一例子的典型是南美多国。但若没有资源呢?1950年代的韩国几乎没有可称道的资源。顶多出口重石(钨)赚取外汇,靠这些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力有不足。这时出现了一个存在——美国。
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在1945年至1961年间向韩国提供了总额达31亿3730万美元的援助。前文统计显示1952年至1960年进口总额为29亿7157万美元,尽管期间不同,援助规模可见一斑。国际援助实际上可视为美国援助。前述统计中进口额在会计上远大于出口额,原因正在于援助。当时美国援助按种类与时期可分为:△GARIOA(1945年~1949年)△ECA-SEC(1949年~1953年)△FOA-ICA(1953年~1961年)△PL480(1956年~1970年代)。
美国提供的无偿援助规模与影响有多大?据高丽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李宪昶估算,1954年至1961年国内投资额1823亿韩元中,68.7%来自“海外储蓄”,这只是会计分类上称作储蓄,实际上就是援助。按前首尔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李荣薰的计算,在构建社会间接资本(SOC)与工厂、购置机械设备等“固定资本”形成方面,援助的影响约为90%。也有分析认为,美国援助金额是当时国内储蓄总和的2~3倍。另有说法称,援助占当时外汇总收入的72%(出口占7%)。
━ 要大米还是要工厂 那么,能否认为美国是“为了韩国的产业化”而提供援助?答案更接近“不是”。但无论意图如何,美国援助对韩国国内产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李承晚政府与美国政府在援助方式上摩擦不断。虽不像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时那样爆发式冲突,但仍是尖锐的矛盾。韩国希望获得可用于开动工厂的“生产资料”。当时韩国有条件尝试国产化的产业,包括把纤维纺成纱的纺纱业和用纱织成布的纺织业。这两个产业不仅需要生产设备,还需要原棉(未加工的棉花)等原材料。韩国希望得到这些生产资料以实现产业化。而美国则想提供韩国国民一次性消耗的消费品。
美国之所以想以消费品为中心提供援助,与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密切相关。美国希望韩国社会稳定。解放之初和战争期间,援助自然以救济物资为主;此后即便李承晚政府大力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美国仍认为社会稳定优先。韩国战争费用相当一部分靠增发货币筹措,通胀严重,而生产设施几乎空白,各类物资极度短缺。本已因货币量增加而物价上涨,物资需求又超过供给,物价进一步攀升。美国认为应通过消费品援助增加物资供给以稳定物价。
经过韩美之间激烈的拉锯,援助物资比例在1950年代大致维持在生产资料30%、消费品70%。更严格地看,按韩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开发政策“复兴计划”确定用途的“计划援助”占27%,非此类的“非计划援助”占73%。计划援助中也有消费品的情形,非计划援助中也有生产资料的情形。另一方面,为防止援助物资被挪用并施加其他影响力,美国要求韩国政府在韩国银行另设援助专用会计账户,动用该账户资金须取得美国许可。这一制度被称为“对充资金”制度。
重要的是,无论形式如何、方式如何,美国提供了巨量援助,为1950年代韩国经济的稳定与增长都作出了贡献。
━ 产业胎动 随着美国援助物资大量涌入、韩国政府借此谋求工业化,产业化的萌芽开始生长。
李承晚政府在受限的政策环境中作了各种努力以求取得最大成果。在获得美国许可后将援助物资出售给民间所得的资金,积累在对充资金特别会计中,政府利用这笔资金积极开展投资与融资事业。政府力图完善道路、港湾、自来水、电力等基本社会间接资本以夯实经济增长基础,并对能够替代进口品的企业实施投资与融资,努力助推企业成长。以对充资金为基础的政府投融资规模,相当于当时政府一般会计的30%。
受益于这类政策的代表性产业,是以棉纺织、制粉、制糖业为中心的消费品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解放前建成的工厂设施还留存一定规模,而美国援助中相当一部分以棉花即原棉的形式到来。加之政府以对充资金支持各类投资、融资事业,国内衣着供给又跟不上需求,其经营环境优于任何其他行业。因此查阅相关文献(郑允炯《韩国经济的展开过程》,1981)可知,以1958年为准,国内纺织、纺纱企业数为44家,占当时全部大企业115家的38.3%。
以水泥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也取得了值得关注的进展。政府利用援助资金修复了日本殖民时期留在三八线以南的国内唯一水泥厂三陟水泥,随后有偿出售给民间。同一时期,庆北闻庆市设立了大韩洋灰闻庆工厂。当具备意志与资本的民营企业接手经营后,产量显著增加,最终实现了水泥的国内自给。大韩洋灰闻庆工厂如今成为双龙C&E,三陟水泥在民间拍卖出售时更名为TONGYANG Cement,此后不断发展,成为今天的SAMPYO Cement。
━ 副作用与局限 李承晚政府强力推进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播下了国内产业化的种子,但副作用与局限也不小。
首先要提的是出口减少。如开篇所示,我国出口在1953年至1958年的五年间竟减少了58.4%,有不少观点将原因归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当时政府维持人为高估本国货币价值的低汇率政策,压低了资本品、中间品、原材料价格。只要被分配到以不足市场价值一半的价格进来的机械设备,在高关税筑起壁垒的国内市场赚钱就易如反掌。政府还向进口替代企业提供了不到市场利率一半水平的政策金融。
在国内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能轻松赚钱,进军海外的动力自然变小。当时政府按各企业已有的设施、设备水平分配援助物资,因此要维持特惠只需不断扩大生产设备即可。在这种人为垄断环境中,生产性必然被轻视。生产性没有提升,各类产品自然不可能形成出口竞争力,到1950年代后期,出口做不起来而产出堆积,国内出现供给过剩现象。这是以低汇率与物资特惠分配为主要特征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副作用。
人们容易认为汇率也对出口减少起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一点难以断言。当时政府除官方汇率“公定汇率”外,还另行制定“出口汇率”等,实行“复数汇率制”。只要从事出口,就能利用出口汇率以不算差的条件兑换为本国货币,因此很难断定汇率对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除复数汇率制外,李承晚政府为振兴出口,还自1955年起实行出口补贴制度等,作了自身的努力。归根结底,问题或许可以看作是出口诱因不足导致的生产性停滞。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腐败。人类历史通过无数案例表明,政府一旦深度介入市场、直接进行资源配置,贪腐必然发生。据了解,腐败从基层公务员到政策决策者,再到受惠企业家,贯穿官僚、政治、经济各集团。仅看李承晚政府与执政自由党高层介入的代表性案例,就有△重石美元事件(1952年)△国防部原棉不正事件(1956年)△产业银行联系资金事件(1958年)△金融渎职事件(1959年)等,种类多样且程度严重。
━ 断裂还是延续 韩国经济真正迎来高速增长期是在1960年代。那么1950年代是连接战争与高速增长期之间的延续期,还是断裂期?
过去的主流视角偏向断裂期。195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工业化面临瓶颈,连美国援助也转为借款形式,国内经济陷入巨大混乱。占主导的评价是,依赖援助推动进口产品国产化的政策本身不可持续。加之此后朴正熙政府强力推进并留下里程碑式成果的出口主导工业化战略,与1950年代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面貌。应当说,1950年代韩国的经济政策与状况,在遭到负面评价之前,长期以来是被“忽视”的。
进入2000年代后,试图将这一时期评价为延续期的尝试接连出现。在已知南美国家追随进口替代工业化而失败的今天,裁量过去很容易,但审视当时的状况便会发现难以找到别的替代方案。有观点认为,战争结束后一无所剩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援助,而进口品国产化也是当时不得不推进的政策。此外,1950年代形成的轻工业在1960年代后期成为出口头号功臣,这一面也得到强调。
归根结底,事实与数据显示,韩国在1950年代迈出了工业化的第一步,但这一过程中出口减少、腐败等副作用也不小。最终判断留给读者。
※[李德渊的经济评论] 第4期继续。
※自第4期起将分多次介绍朴正熙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当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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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李宪昶《韩国经济通史》中“第10章 8·15解放以后国民经济的形成(1945~61年)”(海南,2021)
金洛年《韩国经济成长史》中“第9章 解放、分断、战争与援助经济”(海南,2023)
李荣薰《韩国经济史2:近代的移植与传统的蜕变》中“第10章 独立”(一潮阁,2016)
李大根、崔相五等《新韩国经济发展史:从朝鲜后期到20世纪高速增长》中“第11章 外国援助与进口替代工业化”(나남出版,2005)
朴钟哲《韩国的发展战略》中“第4章 第一共和国的国家结构与进口替代产业的政治结构”(韩国学术信息,2008)
崔相五《李承晚政府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与韩美之间的冲突》(韩国社会调查研究所,2003)
崔相五《韩国的经济开发与美国1948~1965:以经济计划与工业化政策为中心》(韩国美国学会,2005)
崔相五《韩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的形成过程》(韩国经营史学会,2010)
金一荣《李承晚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寻租以及经济发展》(世界政治,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