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一年级时,我把闹钟设成上午8点、8点05分、8点10分各响一次。要把孩子送去学校还得去上班,所以最后一个闹钟响的时候我就‘爆发’了。有一次孩子对我说:‘妈妈,这是我们上学的闹钟吧。’我对孩子太抱歉了,作为一个必须一直工作的妈妈,没能好好照顾他。”
这是在儿童图书出版公司Kids Scole工作、已有18年工龄的职场妈妈员工7日在与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李贞植的座谈会上所说的话。这名员工感到抱歉的孩子今年上了四年级。她说,换到Kids Scole工作之后,对孩子的歉疚感减轻了很多。Kids Scole全体员工只要在上午11点前到岗即可。在上午9点上班属于普遍做法的韩国职场文化中,“早上的两个小时”为这名员工的孩子找回了失去的“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这名员工说:“因为公司没有迟到这回事,现在我不再定闹钟了”,“我给孩子做好早饭再去上班,在(上午11点前)早到的日子就早点下班,和孩子一起度过晚上的时间。”
在以上下班时间和工作时长来约束员工的韩国企业文化中,Kids Scole的“上午11点上班制”难以想象。Kids Scole不是用上下班时间,而是用自身的能力建立规矩。作为晚到的代价,员工们约定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集中工作。也就是说,不以工作时长而以工作质量接受评价。实际上李长官巡视办公室时,有不少员工因埋头工作而没有向他打招呼。Kids Scole相关人士笑着说:“上班时间定在上午11点前,但过了11点哪怕1分钟也算迟到。”
Kids Scole的这种文化让与会者感到惊讶。李长官整场座谈会都带着“这样的企业真的可能存在吗”的表情向Kids Scole员工提出各种问题,他反问:“真的是只定到上午11点、在此之内自主上班的形式吗”,并似乎在记事本上写下工作时间进行计算。因为通常的时滞上下班制会以30分钟、1小时为单位划定上班时间区间。出席座谈会的雇佣劳动部相关人士也称赞道:“像这家企业这样实行自主型时滞上下班制的地方,我是第一次走访”,“这似乎是时滞上下班制度中最好的制度。”
Kids Scole的上下班制度更大的优点或许在于营造了扁平的职场文化。出席座谈会的员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彼此不用看别人眼色”。员工们虽然觉得公司业务量很大,但都一致表示这种方式好得多。一位参会员工说:“我人生中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李长官也表示:“即使自己的工作会增加,但如果把同事休假视为理所当然,那么当我休假时,那位同事也会是同样的心情”,他对Kids Scole的公司内部文化和其弹性工作制一样感到惊讶。出席座谈会的首尔地方雇佣劳动厅厅长河亨昭也说:“我感受到,工作场所的文化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中层管理者的努力。”这是一场员工们想炫耀自己职场生活的内容多于对政府期望的现场座谈会。再加上“李长官的好奇心”,原定1小时的座谈会在愉快的气氛中又延长了30分钟。
然而像Kids Scole这样的企业在现实中并不容易找到。从政府调查和劳动市民团体的问卷来看,人们在使用法律保障的育儿休假方面仍然感到困难。雇佣劳动部的调查显示,去年育儿休假者为12万6008人,同比减少3.9%(5076人)。有声音指出,使用育儿休假会带来收入减少、替代人力招聘困难、同事工作负担加重、复职后担心受到不利待遇等顾虑。为纪念3月8日国际妇女节,韩国劳总与民主劳总举办的纪念大会的核心口号也是改善女性恶劣的劳动状况。
另一个担忧是,随着低出生率问题成为全社会性课题,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福利差距扩大。最近富荣集团表示将向生育的员工发放1亿韩元规模的生育奖励金,引发关注。近期政府以对生育奖励金全额免税的方式回应了这一努力。劳动界和市民团体担心,对于像富荣集团那样财源不足的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相对被剥夺感会很强。Kids Scole虽然在儿童出版业界颇有名气,但也是一家只有40名员工的中小企业。Kids Scole代表徐明智表示:“看到1亿韩元生育奖励金的报道后,我真的想了很多”,“也在苦恼像我们这样给不出(1亿韩元)的企业该怎么办。归根结底,我认为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我们能够营造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