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1.4%,25年来首次被日本超过。总和生育率跌破0.7的急剧少子化与老龄化,使潜在增长率也在快速下滑。失去活力的韩国经济就此陷入低增长泥潭、走向“零增长”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高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辛宽浩6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指出:“即便人口结构趋于不利,只要推进支撑创新的结构改革,仍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在于受政治阻碍,无法把解决方案付诸实施。”辛教授强调:“使美国经济得以‘一枝独秀’增长的因素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劳动灵活性”,“韩国经济要不走上恶化路径,紧迫的是改革僵化的劳动市场。”辛教授还建议,为不再放大高利率长期化带来的不良风险,政府应在4·10大选之后正式启动房地产项目融资(PF)和僵尸企业的结构调整。
——预计今年经济增长率也仅为2%出头。韩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此前的增长战略,并非自己创造新东西,而是快速学习并追赶他人创造的东西。但随着我们已达到一定水平,这种方式不再有效。现在是发挥创造力、跃升至新技术水平的时候。为此需要具备可实现创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但我们尚未完成这种蜕变。仍未摆脱数量型增长、政府干预和追赶战略,因此增长遇到了瓶颈。
——韩国经济是否已进入长期低增长。
△经济发展后,增长速度难免有所放缓。但也无需事先断定今后增长率会更低而灰心。作为世界最强经济发达国家的美国,一百多年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年均2%左右的增长。与我们一样少子化、老龄化严重的日本,按劳动参与人口计算的人均产出也在稳步增长。不利的人口结构并不必然意味着零增长。若能实现改革与创新,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空间显然存在。问题是我们无法推进所需的改革。
——具体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关于摆脱低增长的经济学解法,主流经济学者的共识是需要推动民间主导增长的监管革新与结构改革。只要为企业以创造性理念进行创新、开发新技术并扩大生产创造条件即可。尤其重要的是为激活企业经营而放宽管制。之所以无法落实解法,是因为未能达成制定制度所需的政治共识。归根结底是选择问题。能否摆脱低增长取决于政治人物。
——为激活企业,最紧迫的监管改革是什么。
△一个典型例子是网约车共享服务的监管改革。在东南亚国家也被允许的优步,在韩国却是监管对象。为规避管制而尝试创新的“Tada”也被法律阻断。在这种环境下谁会尝试创新。在新的商业机会打开的过程中社会紧张度可能上升,但政府和政治人物不能因此挫伤企业家精神。创新一旦受阻,所有人都只会依赖政府,盯着能在制度上获得保护的商业机会。这样经济无法正常运转。
——如果改革失败,韩国经济的未来会如何。
△预测未来很难,但结构改革越晚,经济状况就会越恶化。特别是劳动改革不能再推迟。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劳动市场灵活性显然是重要因素。看看当下引领美国经济的主要企业、即被称为“七巨头”的大型科技公司的近期新闻,大多是大规模裁员的内容。尝试新业务失败后便缩减规模,再启动新业务并雇用相关人力,可以灵活行动,因此才能创新。我们也应从容易的部分着手改革。即使达不到美国的水平,根据需要实行劳动时间弹性化,应该是社会可以达成共识的程度吧。然而却以一时的劳动时间增加为由一味反对,令人遗憾。这样企业连尝试创新都难。
——您是否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成为少子化、低增长的解法。
△少子化本身不易解决。但若以生产率弥补人口减少因素,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从这一点看,扩大劳动年龄层、利用因生育而职业中断的女性人力资本是重要课题。应让因育儿而退出劳动市场的女性能够重新进入生产率高的领域。考虑到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显著改善,延长退休年龄也有必要。此外,还有以技术实力支撑因老龄化导致的生产率下降的方法。利用机器人或人工智能(AI)等尖端技术,老年人在体力繁重的工作或发挥创造性的工作中都能获得很大帮助。若积极探索这种可能性,即便人口结构老龄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生产率。
——老龄化也使长期财政告急。中长期财政稳定方案何在。
△财政问题解法的核心是养老金改革。如今的韩国国民年金给参保者带来的待遇过于优厚。其设计以人口增长为前提,人口一旦减少便势必迅速枯竭,这会成为财政的巨大负担。阻止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财政健全化方案。虽然困难,但与对养老金改革毫无触动的前任政府不同,现政权表示将把它作为三大改革之一推进,希望能有成果。
——今年韩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随着降息时点推迟,高利率将对经济构成相当大的负担。其副作用已经显现。房地产PF出现不良,被逼入困境的企业也在增加。家庭负债负担也加重。今后若高利率长期化导致的不良问题全面暴露,一些证券公司和储蓄银行可能遭受相当大的打击。4月大选之后,政府应以正面方式解决这一问题。错误流向僵尸企业或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应转向生产率高的领域。
——您是否认为企业负债或家庭负债的不良化可能蔓延为系统性风险。
△若就此放手、任由不良继续扩大,金融市场必然动荡。但目前不良规模尚未大到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程度。家庭负债目前也以信用度相对较高的收入阶层负债占比较大。家庭消费虽会萎缩,但不会立即演变为大规模破产引发的系统性危机。不过,不良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也需要政治决断。依靠政策金融得以维系的僵尸企业实在太多,且牵涉众多人的生计,因此并不容易。在结构调整的同时,有必要为失业者开辟重新开始生产性工作的机会。
——运营货币政策的韩国银行想必也很苦恼。
△韩国利率水平低于美国,但与美国不同,适用浮动利率的比重较高,因此家庭和企业受到的高利率冲击相对较大。但在美国联邦储备制度(Fed,美联储)推迟降息之际,考虑到物价和全球环境,韩国银行要推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很难。可以说韩国银行没有特别的解决方案。所幸的是,利差导致的汇率副作用与过去相比已大幅减少。对外资产多于债务,尤其是银行的短期借款减少,大规模资金外流的担忧已大幅降低。
——为激活经济,尹锡悦政府似乎有很多事要做。
△政府的大框架画得不错,但未能很好落实费力选定的改革议程。政治条件不佳,但政府也有不成熟的一面。劳动时间弹性化如果事先顺畅沟通与说服,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抵抗。今后应更多地向国民呼吁,不要过于急躁地推进,取得支持才能推行改革。企业也不应过度揣度政府意图并加以依赖。要达成社会共识,利益相关方须亲自出面,而如今关于劳资问题的讨论是在劳工界与政府之间进行。政府不是超人。民间能自行解决的问题就应自行解决。
——您认为韩国经济未来的竞争力在哪里。
△我们的底力是活力。靠这股力量,过去克服了危机,解决了当前的问题。世界性的韩流人气以及半导体、汽车产业的成长也是这股力量的体现。我之所以怀有韩国经济不会坐以待毙的朦胧期待,也正因如此。
◆He is…
1963年生于首尔,毕业于中央大学附属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后在美国UCLA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助理教授,现任高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曾担任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委员、金融发展审议会委员、韩国金融监督院咨询委员长等职,2002年获韩国经济学会颁发的青蓝学术奖。2010年入选Seoul Economic Daily主办的“引领未来的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