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以2021年为准为1.66人,是同年韩国0.81人的两倍多。去年第四季度韩国总和生育率比一年前减少0.05人,降至0.65人,堪称灾难水平。
在美国工作期间观察到的美国人对生育的认知,与我们明显不同。在美国,人们不会担心生孩子会让家庭沿着阶层阶梯向下滑落。在当地认识的一位女性会计师,在生育育儿5年后最近重新就业,却辞职了。理由是只要想找,工作随时都能找到,所以现在想更专注于育儿。这与生育后数年专心育儿的女性很难重新进入原有水平的企业或类似职权岗位的韩国大为不同。
即便夫妻在生育后决定成为单薪家庭,能够获得比双薪家庭更高收入的机会也比韩国多。美国代表性大型超市沃尔玛的店长年薪据说包含奖金和股票等在内最高可达40万美元。折合韩元达5亿3500万韩元的高薪,即使剔除奖金和股票报酬,一年工资也约有1亿7000万韩元。目前沃尔玛店长中75%出身于计时工,这个职位并不一定需要大学文凭。
不只是沃尔玛。好市多自今年1月起由新任首席执行官(CEO)罗恩·瓦克里斯掌舵,他40年前是以好市多门店叉车司机身份入职的。最近在纽约见到的一位金融人士讲述,某设施管理公司的CEO本人年薪20万美元,但对在新业务上做出业绩的员工,连同奖励支付超过100万美元的高额年薪。
由于形成了只要企业成长需要就给予相称待遇的企业文化,员工能够按照自身实力和业绩获得回报,沿着阶层阶梯向上攀升。在这样的环境中,子女的存在不再被视为是否有助于阶层流动,而只是从家庭幸福的角度由父母自行选择。
相反,把视线转回韩国就只剩叹息。生育与其说被视为“家庭的完整与祝福”,不如说与阶层流动的难易度紧密相连。生一个孩子,被换算为经济负担相应加重。在拮据的生活中,形成了容易向阶梯下方滑落、却难以向上攀升的结构。如今年轻人选择不婚,或即使结婚也决定不生孩子,其背后是对生育育儿会导致阶层向下流动的恐惧。尤其大多数人认为,生育后女性职业中断、家庭变为单薪的那一刻,维持中产阶层生活几乎不可能。这种恐惧在高收入夫妻中更为明显。韩国年收入不足1000万韩元的夫妻中有子女的比例为60.1%,而年收入7000万至1亿韩元的夫妻只有46.2%有孩子。因为女性重新就业不易,很多人干脆选择不生孩子。
压在年轻人身上的这种恐惧,很难靠政府增加福利待遇或投入儿童津贴一举解决。美国并不是因为发放育儿津贴才生孩子。最重要的是,灵活的劳动市场使找工作容易,并有在职场获得充分回报的文化作为支撑。最近韩国企业也开始撸起袖子应对生育率下降。富荣集团和双钺支付最高1亿韩元的生育奖励金,乐天集团则免费提供车辆租借。这是令人欣喜的消息,但另一方面也令人担忧,因为担心这可能只停留在部分大企业的恩惠上。
首先应当营造这样的企业文化:即使没有大学文凭,工作5年以上也有机会挑战5亿韩元年薪;在职40年以上的员工凭实力与业绩获得认可,可被任命为企业CEO。也需要一个开放的雇佣市场,让生育养育后想重返社会的女性能凭实力获得认可并选择工作岗位。应当走向一个“正常的社会”,让多子女家庭不必在拮据现实中受苦,而本身就能受到祝福、享有幸福。
此时政府的作用应聚焦于营造企业对育儿、生育以及与业绩相称的员工回报持友好态度的氛围。韩国政府过去15年在低出生对策上投入了380万亿韩元的天文数字,却收效甚微。包括预算分配在内的所有政策运营框架,都应从有利于生育的角度重新设计。让积极推动女性就业、鼓励生育、重视员工回报的企业获得税制优惠等激励,营造男女都能无育儿之忧地工作的文化,这是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