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03 | 김선영 기자

促成“禁止胎儿性别鉴定违宪”的律师夫妇……妻子在月子中心“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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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中已成为死条文的条款比想象中多得多。但至今仍有许多人因此受到不必要的处罚,或找律师寻求建议。这也是我和妻子提出宪法诉愿的原因。”

上月给韩国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禁止32周前胎儿性别鉴定法”。促成韩国宪法法院作出违宪判决的核心人物,是一对年轻的律师夫妇。他们是上林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龙(40岁),以及同在该律所任职的妻子郑素英律师(36岁)。郑律师去年在准备生产的过程中,率先向丈夫提议提出宪法诉愿。由于不知道性别,在准备待出生孩子的衣物和用品时也伴随着不便。夫妇二人去年11月提出了宪法诉愿审判请求。宪法法院将其与此前案件合并作出判决。郑律师上月末生下第一个孩子女儿,未能与丈夫一同在宪法法院现场听到决定,但在产后护理院听到判决消息后非常高兴。

郑律师表示:“想知道即将出生孩子的性别,是父母自然而本能的心情”,“期待今后孕妇能在生产前知道胎儿性别,为孩子做更多准备,我很高兴。”

黄律师在宪法法院作出决定的次日、上月29日于首尔瑞草区的办公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身为父母当然会想知道胎儿性别,但现实是,若不是律师,修改法律事实上很难”,“提出禁止告知胎儿性别的宪法诉愿,还需具备处于生产期的当事人资格,因此我作为当事人兼律师,决心改变这一死条文。”

上月28日,韩国宪法法院以6比3的裁判官意见,对禁止告知32周前胎儿性别的《医疗法》第20条第2款作出违宪决定。宪法法院曾于2008年认定在整个孕期禁止告知性别的医疗法条款不符合宪法,作出宪法不一致决定,次年立法制定替代法案,规定怀孕满32周后可告知性别。但立法之后,该条款事实上仍成为死条文。

黄律师说明称:“即便从近来的低出生率问题来看,性别告知与胎儿生命保护之间的直接关联性也不高”,“考虑堕胎率,绝大多数在10周之前就已决定堕胎;再看决定堕胎时是否考虑性别,随着重男轻女观念消失,事实上胎儿性别已不构成有意义的考虑因素。”

在成为父母之前,他作为律师也对改变死条文感到责任。黄律师补充说:“如果十多年来没有人因胎儿性别鉴定法受到处罚,就需要将其改为‘切实有效的规定’,而非徒具形式的法律”,“若该禁止性法律继续作为法律存在,就仍属起诉书要件事实,日后可能出现因此受到不必要处罚的案例,因此应尽快提出修正案和议案。”

重男轻女观念虽已消失,但在胎儿性别鉴定法被判宪法不一致之后,对胎儿生命保护的担忧依然不小。对此,黄律师强调,不能仅止于废除侵害基本权和幸福追求权的死条文,还必须同时尽快完成法律修改和相关立法。

黄律师说明称:“并非只能通过韩国宪法法院来实现法律修改”,“国会应先行审视法律的必要性,在死条文在法律上失去效力时,能够予以补充的立法也十分迫切。”

他强调,应以此次禁止告知胎儿性别法案失效为契机,尽快完成与堕胎罪相关的立法。2019年4月11日,韩国宪法法院对规定堕胎罪的刑法条款作出宪法不一致决定。此后相关法案未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修改,该条款事实上失去效力。但由于具体的法律修改条款迟迟未出台,堕胎至今既不违法也不合法,事实上处于“盲区”。

黄律师强调:“堕胎罪宪法不一致决定作出已过去5年,但围绕怀孕14周、24周等堕胎许可标准的立法仍原地踏步”,“法律空白期拉长,堕胎手术地下化的风险也在逐渐增大”,“考虑到意外怀孕等情形,至少应尽快根据社会需要完成有关堕胎许可标准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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