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之所以大幅扩大与日本的合作,正是因为国内初创企业与中小企业生态的全球化极为迫切。与2000年代初萌芽期相比,韩国风险生态在数量上实现了增长,但在通过海外扩张与出口实现全球化方面,仍停留在成长初期阶段原地踏步。在这种情况下,强化与日本的合作可为韩国中小企业与初创企业打开更广阔的机会之门。以去年为准,日本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第四大的市场,岸田文雄政府2022年发布“初创企业五年计划”等,培育风险生态的意志强烈。具备信息技术(IT)与软件(SW)实力的韩国初创企业若加以开拓,有望实现大幅的量质增长。
据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本月20日发布的《2023年韩国风险投资及基金设立动向》,去年面向韩国初创企业的投资金额为10万9133亿韩元,较2022年(约12万4706亿韩元)减少12.5%。与新冠疫情令全球流动性扩张的2021年的15万9371亿韩元相比,降幅更大。按季度看,从一季度到四季度呈持续增长态势,但也因此有评价认为,若没有全球风险投资(VC)进入韩国、韩国初创企业走向海外,创新生态难以扩张。
政府去年发布跨部门“初创企业韩国综合对策”,以“世界三大创业大国”为口号提出了聚焦全球化的各项课题。虽然发布了在首都圈打造全球最大规模创业枢纽(暂称“Space K”)等推动韩国创业生态全球化的政策,但核心是帮助韩国企业走出去的“对外”政策。政府计划设立约2万亿韩元规模的“初创企业韩国基金”,支持走向海外的企业,并在韩国负面清单监管区域“全球创新特区”设立海外据点。此次推动韩日共同风险基金设立,被视为这一政策的延伸。
2021年10月上任的日本岸田内阁于2022年6月以“实现新资本主义”为口号,提出了△人才△科技与创新产业△初创企业△绿色转型△数字转型五大重点领域。同年11月,日本政府发布“初创企业培育五年计划”,提出将当时约8774亿日元(韩华集团约7万7621亿韩元)规模的初创企业投资,到2027年大幅增加至10万亿日元(约88万4670亿韩元)。长期计划培育10万家初创企业、100家独角兽(企业价值1万亿韩元以上的非上市企业)。
日本强化与韩国合作,被解读为意在激活被称为“Jalapagos”(日本英文国名以J开头与加拉帕戈斯的合成词)的日本经济生态。日本产业以三菱、三井、伊藤忠、住友、丸红等综合商社,丰田、本田、索尼等大企业,以及以材料、零部件、装备产业为中心的强小制造企业为主而发达,但初创企业生态相对萎缩。具备IT与SW技术并拥有平台运营经验的韩国初创企业若进入日本,将带来某种“鲶鱼效应”,日本初创企业竞争力也有望提升。
在此背景下,两国首脑自去年起就初创领域的经济合作达成共识。尹锡悦总统去年11月在美国旧金山斯坦福大学与岸田首相举行的座谈会上表示:“创新没有国界,韩国在8月发布了初创企业韩国战略”,“韩国与日本两国初创企业竞争力都很出色,若两国团结与合作扩大,期待会产生出色的协同效应。”岸田首相也回应称:“国家领导人只要决断并行动,就能改变世界”,“这就是我的信念。”
在首脑共识的基础上,两国自去年起扩大合作。韩国生物初创企业得以在日本最大生物枢纽湘南健康创新园区开展实证,就是代表性案例。日本拥有大型制药公司,但生物初创生态相对薄弱,韩国则相反。业界评价称,韩日生物合作是两国互补不足的“双赢”代表案例。
若两国政府目前推进的共同风险基金成为现实,预计进入日本的多数韩国初创企业将获益。若共同基金按目前讨论的方向沿用现行“全球基金”运作方式,获得出资的VC很可能承担向韩国与日本初创企业投资不低于出资额的义务。日本VC投资韩国初创企业后,可在本地网络对接、制度与法律咨询等多方面提供帮助。规模相对较小的韩国初创企业在走向海外时,往往在掌握当地法令制度和构建网络方面遇到最大困难。
银行界青年财团(D·CAMP)代表金永德表示:“在日本做生意,值得信赖的人介绍非常重要”,“若在模拟技术与商业模式开发方面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日本企业家与已经历‘数字转型’的韩国初创企业合作,将成为彼此‘双赢’的巨大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