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亿韩元?5万亿韩元?还是10万亿韩元?
如同定时炸弹的香港H指数股票挂钩证券(ELS)的总亏损规模,目前甚至还难以估量。今年以来至本月16日已确定的亏损就超过6500亿韩元。以去年11月为准,香港ELS的销售余额为19.3万亿韩元。今年到期的15.4万亿韩元中,已有超过6万亿韩元的产品进入亏损区间。若香港股市不出现戏剧性反弹,数万亿韩元级别的亏损海啸将不可避免。这一亏损额将超过Lime基金(1.538万亿韩元)、德国国债衍生结合基金(DLF,7950亿韩元)、Optimus基金(5084亿韩元),甚至超过2013年Tongyang集团债券事件(1.7万亿韩元),堪称历史级规模。国民理财产品变成了“国民灾难产品”。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扣错了扣子?
2019年11月,韩国金融委员会为收拾德国国债DLF事件的残局,推出了高强度的投资者保护方案。当时两家大型商业银行销售的DLF平均亏损率为53%,部分产品实际上全额亏损。银行产品此前从未出现如此惊人的亏损,且不完全销售的情形严重,金融当局因此下了猛药。当局出重手,规定本金亏损可能性超过20%的结构化产品等“高难度金融产品”在银行完全不得销售。除高风险私募基金外,屡屡被摆上台面的信托也被列入禁止对象。
然而一个月后,唯有信托被从监管对象中剔除。银行方面恳求:“在强化投资者保护努力的前提下,请允许销售指数挂钩型ELS信托。”金融委员会附加了“只能以美国、日本、韩国、欧洲、香港等5个股市的指数作为基础资产”的条件予以接受。同时强调将严格适用投资劝诱规制,并对内部控制机制进行彻底的管理监督。
香港ELS事件的种子就这样被播下。当然,部分放开高风险产品销售规制本身并非错误。过度监管会阻碍消费者的选择权和金融投资市场的先进化。根本问题在于,当时作为放宽监管条件的消费者保护努力与监督并未真正落实。即使有杂草的种子,只要管理得当,花园也不会毁坏。具有场外衍生品性质的ELS被宣传为存款替代产品,并在一线银行支行广泛销售,这显然不正常。本应成为富裕人群分散投资手段的衍生品,却通过全国银行销售网卖到了90多岁的老人手中。这是金融机构的放纵与当局放任的共同产物。毫无自我责任原则、“盲目”认购的投资者,也不能只怪别人。
谁的过错更大?如果球员出了问题,教练的责任更为重大——这不仅适用于足球,在金融业也是一样。悄悄松开的一个小锁扣,可能变成巨大的回旋镖打回来,这正是金融。私募基金监管的放宽成了Lime、Optimus事件的土壤。贪欲会钻进松散的监管,放大金融风险。考虑到行业属性,金融当局被赋予了强大的权限。汽车不能只靠油门到达目的地。还要适当踩刹车,才能无事故安全行驶。金融当局在放开监管以培育金融业、便利风险资本筹集的同时,也必须切实承担踩刹车的权限与责任,道理相同。
金融监管当局在数十万ELS投资者的不满爆发后,正在催促金融公司制定先行赔偿方案。在不完全销售的有无与程度尚未得到妥当认定的情况下,先行强制要求金融公司“自律赔偿”。也有部分意见质疑,是否因4月大选临近而过于匆忙。准确甄别金融公司与消费者的过失、调解纠纷,是监管当局理所当然的职责。但在此之前,要斩断“放宽监管、金融公司放纵与监督失败、大规模亏损以及督促赔偿”这一反复出现的金融残酷史,政策当局需要自我反省。超越香港ELS的历史级事件,仍有可能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