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17 | 이덕연 기자

建国后韩国经济“重启”…农地改革故事1 [李德渊的经济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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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讲述有趣的经济历史故事。

被称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高速增长是如何实现的?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各自留下的经济功过又是什么?

本栏目以事实与统计为基础,深入且公正地剖析决定性事件。有时也会审视世界经济史中的宏大议题,如世界大萧条、英国工业革命、东西方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日本近代化、中国改革开放等。

借用历史学家E.H.卡尔的名言,我们邀请各位读者加入现在与过去之间永不停息的知识对话。

━ 农地改革这场“大转变” 1945年解放之时,韩国是地主的国家。

先看统计、事实与数据。1945年底,全国农地中每三处就有两处是有地主的租佃地。根据1948年朝鲜银行调查部编写的《朝鲜经济年报》,当时全国农地232万町步(约319亿7700万平方米,1町步约3000坪=9900平方米)中,租佃地为147万町步,占比63.4%。按农户比重看,全部206万5477户中有172万2253户(83.4%)以某种形式从事租佃。全国水田与旱田三分之二是租佃地,全国农民五分之四是佃农。

农地改革彻底颠覆了这个“万石富翁之国”。它导致依靠祖辈继承的土地收取地租而锦衣玉食的地主阶级没落,并对一般市民阶层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不惧挑战与创新的企业家(entrepreneur)而言,这成为巨大的飞跃契机。农地改革究竟是什么,如何推进,才带来了这样的历史性大转变?

◇何谓农地改革

一般而言,农地改革指政府从地主手中没收农地并分配给农民的工作。代表性方式有“无偿没收、无偿分配”和“有偿没收、有偿分配”。前者不向地主支付任何对价即取得土地,并无偿分配给农民。这一颇具共产主义色彩的方式在朝鲜和中国实施。韩国选择了“有偿没收、有偿分配”,即政府向地主付款取得土地后,再收取对价分配给农民。由于地主即便拿到钱也没有不卖地的选择权,这一方式同样违背资本主义原则。但二战结束后共产主义威胁性扩散,农地改革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课题。

━ 把地主的财富再分配给农民 韩国的农地改革法(政府修正案)于1950年2月2日在国会通过,同年3月10日公布。核心内容是从所有持有超过3町步(约2万9700平方米)农地的地主手中强制收购土地,并有偿出售给农民。强制收购农地时,以没收土地产出物折算为现金金额的150%定为地价支付给地主。例如没收年产2亿韩元大米的2万坪土地,就向地主支付3亿韩元。

农民可在3町步以内的面积获得分配农地。由于不是无偿分配而是有偿分配,农民须向持有从地主没收农地的政府缴纳土地承受金额。地价与没收时相同,为农地产量的150%。若获得分配一块可年产5000万韩元大米的5000坪农地,就须缴纳7500万韩元。

这一农地改革方式此后为韩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再分配效应,导致地主阶级没落,并促成自耕农即一般农民与市民阶层的成长。

仔细读过前三段的读者或许会觉得有些奇怪。政府向地主支付相当于农地平年产量150%的钱,卖给农民时也收取产量的150%。同样金额的钱来来去去,难以发生财富再分配。农地改革为何会导致地主阶级的没落?

这里我们必须看“细节”。

━ 地主的苦难 魔鬼藏在细节里。政府以现金向地主支付农地没收款,但向农民收取分配款时收的是大米或大麦等实物。而且农民可以分5年分期偿还农地购入款。懂经济学的人到这里会想起一个词——“通货膨胀”。

如果5年间完全不发生通胀,财富再分配就不会发生。但韩国经济何曾有过那样的时期?当时正值解放之后,更何况处在战乱之中。韩国战争在农地改革法公布仅3个月后爆发。战争必然伴随物价上涨。从历年农产品价格变动看,1950年每1石(约180升)29.1韩元的稻谷(大米),1951年跳升至115.7韩元,1952年更达419.4韩元。1956年稻谷每石价格为1336.7韩元。

依照农地改革法,地主按过去5年的农产品平均价格核定地价并领取款项。由于大量反映过去物价,物价上涨时必然吃亏。更何况在法定期限5年内把相当于地价的实物全部缴清的农民几乎没有,因为那是国土残破的战乱之中与战后时期。以1957年为准,完成偿还的农户比例仅为41.6%。偿还期限拉长,地主因物价上涨而额外受损。

还没有结束。地主的苦难仍在延续。政府向获分配农地的农民收取实物地价时,按的不是市场价格,而是法定谷价。问题是以现金补偿地主时也沿用这一法定谷价。例如市场上一袋米售价1万韩元,而法定谷价为5000韩元,政府就只向地主支付5000韩元。据农林部(现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1978年出版的《韩国粮政史》,法定谷价除以市场价格的数值为:1950年0.51、1951年0.51、1952年0.44、1953年0.68等,始终低于1。这意味着对地主的补偿相应减少。

还有一点。1955年以后,不再按此前5年的平均法定谷价向地主支付地价,而是把期间固定为1950年至1954年核算谷物价格后支付地价。若到物价飞涨的1960年才领取地价,必然遭受惨重财产损失。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大邱大学贸易学系教授全用德所著《韩国经济的成长与制度变化(1997)》显示,1955年以后的补偿比率占整体的50.2%,意味着遭受巨大损失的地主相当之多。

归纳而言,地价现金支付与战后通胀、法定谷价、价格固定这“三重因素”瓦解了韩国的地主阶级。在农地改革实质完成的1960年代初期以后撰写的报刊文章、论文和书籍中,“财阀”这类词随处可见,而“地主阶级”一词却难以寻见。解放前后曾主宰韩国社会的地主这一支配阶级实际上已消亡。部分地主接手日本殖民当局留下的归属企业体,成长为财阀,但从依靠地租生存的地主资本转变为主导生产与创新的产业资本这一点看,这是积极的变化。

※[李德渊的经济评论]农地改革篇第2回继续。

※如果第1回考察了农地改革对地主阶级的影响,第2回将讨论:①对一般农民的影响 ②对企业家与产业资本形成的影响 ③关于农地改革的误解与真相 ④日本、台湾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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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全用德等,《韩国经济的成长与制度变化》中“第3章 韩国的农地改革、收入再分配、农业生产与交易成本”(韩国经济研究院,1997)

李宪昶,《韩国经济通史》中“第10章 8·15解放以后国民经济的形成(1945~61年)”(海南,2021)

尹汝峰,《IMF的韩国经济报告书》第1卷中“I. 1955年”(好想法好人们,2016)

郑基和、崔光等,《奇迹的韩国经济70年史:从农地改革到K-POP》中“李承晚总统的建国与基石”(BookandPeople,2018)

金洛年,《韩国经济成长史》中“第9章 解放、分裂、战争与援助经济”(海南,2023)

李荣薰,《韩国经济史2:近代的移植与传统的蜕变》中“第10章 独立”(一潮阁,2016)

洪性赞等,《农地改革研究》(延世大学出版部,2001)

柳镛泰等,《东亚的农地改革与土地革命》(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2014)

王贤钟,《韩国近代土地制度的形成与量案:地主与农民的登载记录及变化》(慧眼,2016)

李连镐,《不平等发展与民主主义:韩国政治经济论》(博英社,2013)

高英善,《韩国经济的成长与作用:过去、现在、未来》(韩国开发研究院,2008)

朴明浩,《2012经济发展经验模块化事业:韩国的农地改革》(韩国企划财政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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