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总统6日对平民生计型刑事犯、经济人士、前主要公职人员、政界人士等980人实施了特别赦免。此次赦免前的焦点在于,前青瓦台秘书室长金淇春、前青瓦台安保室长金宽镇、前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赵允旋等人是否会进入赦免名单。赦免只有在刑罚确定后才可实施,而这些人近期均放弃上告、刑罚确定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是否事先获得赦免承诺的争议。面对历届政府反复出现的“承诺赦免”争议,要求限制、监督总统专属权限“赦免权”的声音日益高涨。
━ 刑罚确定仅一周便获特别赦免引争议……是否存在“事前默契”? 此次赦免包括前秘书室长金淇春和前安保室长金宽镇等24名高级公职人员。金前秘书室长因在朴槿惠政府时期编制“文化界黑名单”一案被判实刑。金前安保室长因在李明博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官期间利用国军网络司令部进行评论操纵等干预政治的嫌疑被判实刑。两人在发回重审中分别被判有期徒刑2年,近期放弃向韩国大法院再上告,刑罚随之确定。相反,与金前秘书室长一同被起诉、并在相近时期放弃再上告的前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赵允旋则未被列入此次赦免对象。
因涉嫌监视世越号遇难者家属等,在二审中被判有期徒刑2年的前国军机务司令部参谋长金大烈、池永官也于上月31日放弃上告,刑罚确定。由此,他们在定罪约一周后即获赦免。这难免让人指出,他们放弃再上告是否是事先考虑到赦免的举动。
对于此类“事前默契”争议,韩国法务部相关人士反驳称:“不存在承诺赦免的情况”,“赦免对象以赦免审查日为基准、针对刑罚已确定者,由多名外部人士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对于记者提出的“与金淇春前室长因相同嫌疑被起诉的赵允旋前首席为何未被纳入”的提问,其回答称:“对于未列入赦免对象的人员,无法说明其原因。”
━ 赦免是总统的专属权限?……历届政府反复出现的争议
赦免分为一般赦免和特别赦免两种。一般赦免是指定犯罪种类,对所有相应犯罪人消灭公诉权或免除刑罚执行;特别赦免则是对特定个人的赦免权限。一般赦免需要国会同意,特别赦免则不需要。特别赦免是凌驾于三权分立之上、由宪法保障的总统专属权限。
特别赦免的争议并非一朝一夕。历届政府都曾单方面作出对政界人士的赦免决定,面临国民的强烈批评。文在寅政府在最后一次特别赦免中列入前总统朴槿惠的名字,自行违背了限制对“五大重大腐败犯罪”(受贿、居间受财、居间受贿、背信、挪用)行使赦免权的承诺。前总统李明博在离任前夕对前广播通信委员长崔时中、前国会议长朴熺太、前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金孝在等最亲近人士实施赦免,陷入争议。前总统卢武铉也在任期末赦免了最亲近人士、前青瓦台总务秘书官崔道术;前总统金大中则大举赦免引发外汇危机的经济罪犯,遭到强烈反弹。特别是每届政府的特别赦免中,对象都事先放弃上告,“承诺赦免”争议也因此反复出现。
特别赦免虽须经过韩国法务部的赦免审查委员会,但由总统任命的韩国法务部长官组成9人赦免审查委员会,且9人中最多可任命5名公务员。此外,具体的指导方针或标准不予公开,这也是赦免争议不断放大的原因。对于围绕此次赦免的种种指责,韩国法务部相关人士解释称:“去年新年赦免时也赦免了因过去错误惯例而实施违法行为的公职人员,需要与之保持公平性”,“属于惯例层面”。
━ 要求强化赦免权监督的声音渐高
“民主社会律师会”就此次赦免评论称:“把高级公职人员的权力型犯罪简单归结为基于错误惯例的行为并使其免于刑事责任,与法院认定权力型犯罪应承担严厉责任的判断完全相悖,只能评价为损害了刑事司法权的本质。”
政界和学界持续有声音指出,应限制或监督总统的特别赦免权。建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院教授金载允在2017年的论文中指出:“应使总统从根本上无法行使特别赦免。”也有人提出应提高赦免审查委员会的多样性。国会立法调查处2015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现行赦免审查委员会由担任委员长的韩国法务部长官以及韩国法务部次官、室局长、法官、律师、法学教授等组成,法律界人士居多,难以反映社会各界意见。”
实际上,海外对赦免权有严格限制。法国会公开决定赦免的会议内容,德国只有在法律或侦查存在错误时才可赦免。美国依联邦规定,被判实刑者须在释放后5年、非实刑的有罪判决者须在刑罚确定日起满5年后才能提出赦免请愿,从结构上不可能出现“承诺赦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