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15日,东京证券交易所官网公布了所谓的“黑白名单”,即将已发布股价提振方案的上市公司与未发布的公司分类列出的名单。东京证券交易所去年3月推出“企业价值提升计划”,要求上市公司通过治理结构报告等自行披露资本高效运用及股价提升方案,并预告将公开点名不遵守的企业。日本当局还对市净率(PBR)低于1倍的企业发出警告,若不提升股价,将把其降级至较低层级市场,甚至直接退市。此次首批名单的发布,相当于向企业再次确认价值提升计划并非虚张声势。交易所计划每月公布名单。《金融时报》(FT)评价称:“仅仅是要公开名单的压力,就已经在影响日本的经营者。”
在日本股市走强的背景之一——价值提升计划受到关注之际,韩国政府也表示将对其进行对标,推出韩国版企业价值提升计划。政府方针发布后,曾加入韩国股市撤离行列的个人投资者与外国投资者也转为净买入,跌势有所放缓。某外资券商副社长A表示:“自韩国金融委员会上月17日宣布将推出价值提升计划后,已有超过100家海外投资者前来咨询。”政府发布后,外国投资者仅在KOSPI市场就“扫货”约6万亿韩元。但专家指出,部分对标引入外国政策难以成为韩国折价的根本解决之道。
━ 韩国股价水平为何、低到何种程度 韩国股市自过去以来便如宿命般背负“折价”枷锁。曾一度受朝核风险等地缘政治变量的巨大左右。随全球经济起伏的企业盈利是典型的股价折价因素。这是韩国作为主要依赖出口的小型开放经济体难以摆脱的局限。汇率波动性对外国投资者而言是额外风险。
于此,相对资产偏低的股价成了韩国股市的顽疾。据韩国交易所数据,截至上月25日,国内2608家上市公司中有1109家市净率低于1倍。连续10年市净率低于1倍的上市公司也多达513家。市净率低于1倍意味着,在投资者看来,该公司越经营越会侵蚀现有资产。即便考虑各种折价因素,韩国上市公司的股价水平仍相对偏低。在地缘政治风险、对外依存度、汇率波动性方面与韩国不相上下的台湾,截至2023年末市净率约为2.4倍,比韩国(0.95)高出两倍以上。
关于韩国上市公司的折价,专家将较低的净资产收益率(ROE)视为核心因素。ROE是反映资本运用程度的指标。信永证券研究中心主任金学均解释称:“对普通股东而言,归属于自己的资本被运用到何种程度很重要,因此作为该指标的ROE是投资决策的核心标准”,“资本运用程度低,股价就会被折价,市净率自然只能下降。”据彭博与信永证券数据,截至去年末,KOSPI上市公司ROE平均为5.0%,KOSDAQ上市公司平均仅为3.68%。相比之下,日本为8.2%,美国标准普尔(S&P)500企业为17.89%,纳斯达克企业为16.3%。日本的ROE在2020年仅为4.19%,期间翻了一倍。KOSPI则在2020年4%左右的水平上仅微增。日本的价值提升计划之所以要求企业披露资本收益性与成长性,正是因为提高ROE的方案是股价上涨的核心。
韩国上市公司备受指责的“吝啬的股东回报”也与资本高效运用密切相关。公司若将闲置未有效运用的资本用于分红或库存股回购与注销,ROE会立即上升。苹果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ROE高,除业绩好之外,也因为持续分红与注销库存股。韩国企业治理论坛会长李南雨指出:“韩国上市公司既不为公司未来大胆投资,也不积极回报股东,因此股东总回报率偏低。”据韩国企业治理论坛数据,过去10年美国股东总回报率为12%,日本为9%,而韩国仅为5%。资本市场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李孝锡指出:“韩国企业营业资产运用程度高,非营业资产运用程度却偏低。”
普遍存在的分拆上市也被视为投资韩国股票的风险因素。企业反复将新业务部门进行物理分拆后单独上市,原有股东无法完整享受企业成长的成果。据韩国交易所数据,KOSPI市值从2013年末的1186万亿韩元增至本月5日的2107万亿韩元,增幅76.7%。但同期KOSPI指数仅上涨28.8%。Meritz证券指出:“由物理分拆导致母公司与子公司重复上市的治理结构问题,正引发韩国股市相对全球股市被低估的‘韩国折价’现象。”
━ 接连出台的股价提升方案……微观路径的局限 当然,政府此前并非无所作为。尤其是尹锡悦政府上台后,持续积极制定消除韩国折价因素的政策。决定在物理分拆后重新上市时向反对的原有股东赋予股份收购请求权,并从根本上阻断人格分拆时强化大股东家族控制力的“库存股魔法”。为缓解外国投资者的不便,正推动将外汇市场开市时间延长至凌晨2时。废除沿用30年的外国人投资ID制度、改善“盲盒分红”方案、修整库存股制度等,制度改善尝试不断。尽管如此,韩国股市仍未摆脱低估,政府决定于本月末追加发布企业价值提升计划。四处奔走、用尽各种药方,但韩国折价这一顽疾始终未见治愈。
专家表示,仅凭微观政策无法拯救陷入“价值陷阱”的韩国股市。要化解股市折价,通过一贯政策赢得信任被视为首要任务。日本股市提振政策成功的基础在于投资者的信任。日本的企业价值提升计划虽于去年3月发布,但大框架自2021年岸田文雄内阁上台时便已开始。当时日本政府为解决生育率下降、工资停滞、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结构性问题,着手制定“实现新资本主义”的方案。其内容包括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以提升股价,向家庭提供税收优惠以引导投资日本股市,以及由政府注入引导资金培育的初创企业登陆股市以提高经济活力。李高级研究委员解释称:“日本自民党政府在经济政策的大框架下坚定推进股价提振政策后,国内外投资者才开始信任并买入股票”,“韩国也必须绘制政策大图并一贯执行,才能摆脱低估的泥潭。”
与日本不同,韩国摇摆不定的资本市场相关政策给投资者带来混乱。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复贤曾于去年9月在海外企业说明会(IR)上表示将保障银行分红的自主性。而商业银行今年初以共生为名决定返还2万亿韩元利息,引发“官治金融”争议,相当于向银行股投资者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息。政府为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发达国家指数而推出废除外国人ID等前瞻性改善措施,却一夜之间全面禁止做空,令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机构投资者感到困惑。
政权更替后既有政策被废止的情况也屡见不鲜。2014年朴槿惠政府时期,经济副总理崔炅焕引入的企业所得回流税制原本是为促进企业分红、投资与工资支出的政策,但随着政权更替为文在寅政府,以与政府基调不符为由被废除。A表示:“现在外国投资者最关心的是4月大选结果对政府政策的影响”,“韩国政府混乱的信号是外国投资者眼中最大的风险。”
专家们的共同看法是,若不修整惩罚性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以及阻碍企业成长性提升的政策,任何股价提升方案都只能是对症疗法。若因“为富人减税”的逻辑而无法调整最高达60%的遗产税与赠与税,大股东与普通股东的利害关系只能尖锐分化。
韩国股市未能成为有吸引力投资标的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成长性。例如,主导美国股市的是人工智能(AI)技术企业。相反,韩国缺乏拿得出手的AI技术企业,因此处于难以看着未来成长性进行长期投资的境况。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申振英指出:“目前业绩良好的公司若采取股东回报措施,股价会有所上涨,但上涨空间有限”,“鉴于股价的持续动力最终在于成长性,应通过放松监管等方式致力于强化企业的基础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