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金融监督院于2日结束对银行和券商等股价挂钩证券(ELS)主要销售机构的现场检查,正式着手制定受害纠纷处理基准方案。国民、新韩、韩亚、韩国农协等主要商业银行已经停止销售ELS。对此,证券业界颇多抱怨称,受害者大多是有再投资经验的高龄高净值人士,当局过度介入是否会导致金融市场本身萎缩。
A券商中,70岁以上高龄投资者的97%有ELS投资经验。其他券商情况也一样。B券商方面,在引发争议的今年上半年到期的香港ELS投资者中,有ELS投资经验者的比例高达88%。其中相当多是高龄投资者。以去年为准,B券商的ELS投资者年龄段中,50多岁占31%,60多岁占20%,70岁以上占10%。这一数字与此前所称不完全销售等金融欺诈是针对金融知识和信息获取能力不足的高龄群体无差别进行的主张相反。
随着香港ELS投资者大多被查明为有ELS投资经验的高龄群体,金融当局陷入苦思。部分投资者已向金融监督院申请对商业银行的纠纷调解。十余名投资者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金额约达30亿韩元,若调解破裂,他们将进入诉讼程序。
金融监督院此前已于去年12月着手研究,以应对认定为不完全销售时金融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纠纷的赔偿比例基准方案。金融监督院提出基准方案后,银行、券商等以此为依据进行自律调解。纠纷调解原则上逐案处理,若适用赔偿基准方案方式,这将是2019年衍生结合基金(DLF)与私募基金事件之后的第二次。
金融监督院此前就DLF、Lime、Optimus的不完全销售,要求赔偿损失额的40%~80%。若金融公司向投资者推荐了不适合的产品,损失赔偿比例会提高。实际上,过去DLF赔偿比例基准方案中,对满65岁以上加算5个百分点,80岁以上加算10个百分点。
相反,若投资者金融投资产品交易经验丰富或交易金额较大,则成为银行减轻责任的理由。也有观点认为,与私募基金事件不同,ELS属于公募型产品且长期面向大众销售,证明不完全销售并不容易。ELS事件也并非始于今日。此前2015~2016年,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香港H指数)挂钩ELS本金亏损担忧浮现,不完全销售问题也曾受到关注。当时为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实施了投资者熟虑制度和录音义务。
考虑到ELS产品的特性决定高龄资产人士投资比重必然较高,不少声音认为应警惕“高龄投资者=受害者”的等式。原因是担忧每逢金融事故反复发生时对投资者的过度保护措施会破坏“自我责任原则”,进而导致资本市场萎缩。证券业界一位相关人士指出:“即便是不完全销售,此前获利部分不予追究,只要出现亏损就用税金救助,这是不合理的。”资本市场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黄世云指出:“ELS不是欺诈产品,而是高风险产品,除不完全销售之外,投资的最终责任应由投资者本人承担。”
不过也有意见认为,对于银行销售ELS一事有重新考虑的余地。金融业界一位首席执行官(CEO)表示:“消费者一般到银行时,多是从‘存款’而非‘投资’的角度寻找金融产品,对金融知识不足的客户而言,存在主张不完全销售的余地。”实际上在美国,ELS级别的高风险产品不得在银行销售。销售高风险产品的银行必须持有证券牌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