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阳大学经济金融学部教授全永俊分析,即使维持现有福利与支出结构,长期(S2)财政健全性指数也将达到13.3%。这意味着未来须将附加价值(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3%投入弥补财政赤字。这比欧盟委员会(EC)设定的高风险国家标准(6%)高出两倍以上。分领域看,韩国国民年金、公务员年金等公共年金财政需额外筹措GDP的4.2%,基础年金2.3%,健康保险4.0%,长期疗养给付2.3%。据此分析,未来一代须将一生收入的40%用于纳税。也就是说,老一代领取的金额超过其缴纳的年金保险费等过度享受福利待遇的代价,要由未来一代来承担。
尽管如此,韩国政府与政界在减轻未来一代债务方面仍消极被动。反复上演“乒乓游戏”的国民年金改革就是典型。去年11月,政府在未纳入保险费率、收入替代率调整等参数改革方案的情况下,向国会提交了多达24种年金改革设想。相当于抛出一份空白改革方案,让国会去作结论。对此,国会年金改革特别委员会民间咨询委员会报告了“保险费率13%、收入替代率50%方案”和“保险费率15%、收入替代率40%方案”两项参数改革方案。而政府则主张,这只是推迟基金枯竭时点,应同时推进结构改革。年金改革的核心在于“多缴、少领或晚领”。由于这是不受欢迎的政策,文在寅政府也曾提出内容空洞的改革方案,随后悄然放弃。
国会年金改革特别委员会决定在本月底前组建公论化委员会,并于4月内公布公论化结果。也就是说,从4月10日国会选举之后到第21届国会议员任期结束的5月29日,是改革的黄金时间。若错过政治负担较小的这一时期,在新组成的国会漠视之下,执政第三年的尹锡悦政府的改革动力也势必减弱。尹总统应像法国总统马克龙那样,以政治生命为代价提出具体的年金改革方案并说服国民。国会应认识到年金改革是关乎国家未来的生死攸关课题,并展开超越党派的合作。改革越是推迟,国民的负担与冲击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