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30 | 서일범 기자

企业家的呼号……“30年后韩国企业将全部解体”[biz-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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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指出,韩国陈旧的公益法人监管正在阻碍美国微软(MS)或Meta(原Facebook)这类领先企业的诞生。

这一观点出自韩国经济人协会发布的《公益法人法制改善方案》报告。报告指出,在全球最重的遗产税之下,利用公益财团也事实上不可能,韩国企业在20~30年后可能消失。

韩经协在报告中指出,韩国的继承及赠与税法事实上禁止公益法人取得股票。实际上,韩国继承赠与税法强制规定,隶属大企业(相互出资限制企业集团)的公益法人若取得关联公司股票达5%以上,必须缴纳赠与税。与持股比例在20~50%以内均不征一分钱税款的美国或日本相比,这是过于严苛的税制。限制公益法人不得对其持股行使表决权,也是全球唯一仅韩国适用的监管。特别是韩国大企业所属公益法人根据MRFTA,原则上被禁止对关联公司股票行使表决权。中小及中坚企业同样受到严格监管。

在全球最高的遗产税率(60%)之上再叠加公益法人监管,企业的正常传承事实上被阻断。仅就Samsung Electronics而言,在李在镕会长之后的一代,企业继承事实上已不可能,这就是现实。沉重的遗产税抑制了企业价值上升,也成为“韩国折价”的原因之一。

政府也已启动公益法人监管改善的研究工作。总统尹锡悦近期指出“应缓解阻碍企业传承的过重遗产税”,另据悉,政府内部已就放松对公益法人的监管方向形成共识。政府一位高层人士表示:“降低遗产税率是上策,但考虑到几乎每年都有选举以及国民情绪等因素,跨越国会这道墙并不容易”,“需要在放松与企业传承相关的公益法人监管的同时,朝着强化公益性的方向改善制度。”

在韩国从事建材业的中坚企业A公司,正等待与公益法人相关的税法及MRFTA监管能有哪怕一点放松。原因是在现行制度下,因巨额税负,企业事实上难以存续。该公司高层人士29日表示:“只要监管放松,我们马上就想设立公益法人,但不知道政府和国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只能干着急。”他倾诉道:“修改遗产税法虽是正面之策,但坦率地说,在当前氛围下还能期待通过吗?”“我周围有很多企业在等着哪怕只是公益法人监管的放松。”

与企业面临的现实不同,在韩国,遗产税及公益法人相关监管一直近乎“禁区”。这可以说是过去韩国企业的业报。由于政经勾结以及由此产生的反企业情绪,人人都知道问题所在,却始终未能把它摆上桌面公开讨论。

问题在于,在事实上限制企业传承、削弱企业可持续性的“杀手级监管”被放任数十年间,企业和资本市场开始出现巨大的市场扭曲。

已故NEXON Games创始人金正宙的家族因无法承担高达6万亿韩元的天文数字遗产税,拿出了控股公司NXC 29.29%的持股(4.7万亿韩元),但由于是非上市股票且难以分红,竟无一人参与竞标。已故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留下的遗产亦是如此。李在镕 Samsung Electronics会长等遗属为缴纳超过12万亿韩元的遗产税,不得不通过大宗交易出售Samsung Electronics股票等所持财产,或从金融机构以最高接近年利率6%的条件贷款。

这不只是大企业的问题。中坚及中小企业中,因遗产税而干脆放弃事业的也不少。韩国家具行业第一的Hanssem将经营权转让给私募基金(PEF)运营公司,东进纤维、农友生物、乐扣乐扣、爱茉尔适(Able C&C)等最终也放弃了企业。干脆打包迁往海外的企业也在增加。中坚企业界一位人士表示:“数年前,一家经营制造业的中坚企业因传承问题曾研究利用财团法人进行企业传承,但发现按现行法不可行,最终将总部迁至香港。”这正是不应把企业传承问题简单视为大企业“特惠”的理由。

财界一位高层人士指出:“韩国至今仍残留着把企业传承视为一种恶的看法,但如果三星集团因遗产税而被拆解、股票以实物纳税方式流出、只能等待拍卖,那时韩国有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灾难。”

然而,像美国、日本、瑞典那样利用公益法人也很困难。原因在于无人敢触碰、已被监管层层包裹的现行制度。韩国公益法人相关监管与MRFTA、税法等交织在一起,难以解开。

世宗大学法学院教授崔胜载指出:“美国存在众多像微软(MS)、Meta(原Facebook)、福特那样通过公益财团构建集团治理结构、使企业永续并贡献社会的集团”,“特别是限制公益法人持股的表决权,只有韩国如此。”

实际上,MS创始人比尔·盖茨出资MS股票设立慈善基金会后,通过该基金会为改善全球社会问题作出贡献;Meta董事长马克·扎克伯格也通过陈-扎克伯格基金会行使Meta 53.7%的表决权,集中投资于元宇宙和人工智能(AI)等未来产业。美国目前对公益财团取得关联公司股票给予最高20%持股比例的免税优惠,日本的免税持股比例上限则达到50%。可以说,通过公益财团同时抓住了未来投资、企业永续性和税收问题这三只兔子。

专家之间也有分析认为,应关注瑞典通过社会大妥协、以承认创业者的企业支配权换取社会就业和福利扩充的案例。瑞典在1938年通过所谓“萨尔特舍巴登协议”,允许企业集团总裁无遗产税地向公益财团出资,从而保障了经营权传承。作为交换,相关企业集团将分红收益的80%以上投入科学技术及医疗、大学等社会回馈事业,其余约20%再投资于关联公司。由此诞生的瑞典瓦伦堡基金会掌控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和通信设备企业爱立信等,引领着瑞典经济。

韩国经济人协会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镐强调:“应全面废除仅韩国才有的公益法人表决权行使限制监管,股票取得免税限额也至少应提高到美国水平的20%”,“只有帮助韩国企业实现正常传承,才能化解韩国折价、助力企业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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