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情况下,降息刺激房地产价格上涨预期的副作用,可能大于提振经济的效果。”
在今年1月首次货币政策方向会议上,韩国银行总裁李昌镕如此表示,称将把紧缩基调维持足够长的时间。他同时说:“我国房地产价格本身偏高”,“意思是不应犯下让其再次上涨的错误。”他表示,若草率降息会刺激通胀预期心理、导致物价再度上涨,但这也显示出李昌镕总裁脑中除“物价”之外还装着“房价”。
韩国银行的首要目标是物价稳定,在此过程中须留意金融稳定。最重要的是在中期视野内消费者物价涨幅收敛于2%。尤其是并不以特定资产价格为目标。
但当房价上涨和家庭负债增加等相对实体经济过度时,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会考虑“金融失衡累积风险”。2021年8月开始上调基准利率时,主要因素也是“金融失衡累积风险”而非“物价”。
特别是在我国,房地产价格比其他资产更与家庭负债问题相互交织,事实上已成为被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韩国银行在《2024年货币信用政策运营方向》中表示将把紧缩基调维持足够长时间,并称“考虑到有必要在运营货币政策时也留意家庭负债”,即是对此的佐证。
“中央银行是否应考虑资产价格”这一陈旧争论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今年年底可能出现物价降至目标水平、但房地产未作调整且家庭负债持续增加的局面。目前韩国银行能够维持紧缩,也是高物价的影响。房价和家庭负债是其次考虑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低物价、低利率环境能否回归也是重要问题之一。不过,由于韩国银行内部对资产价格的看法也各不相同,看来难以轻易得出结论。
中央银行是否应把资产价格作为主要变量之一加以考虑、中央银行能否事前应对资产泡沫,是难以轻易给出答案的长期争论话题。
在这一争论中持否定立场者认为,由于中央银行无法知道合适的资产价格,很难事前判断是否存在泡沫;而货币政策是“钝刀”,若瞄准特定资产价格,可能影响实体经济。他们对2021年8月韩国银行以金融失衡累积风险为由加息也持批评态度。
相反的主张则是,若中央银行只看物价来实施货币政策,可能催大资产泡沫、引发金融稳定问题。虽不能认为货币政策是房价上涨的主因,但也无法完全脱责。与过去不同,韩国银行内部也出现自省之声,认为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失败助推了金融失衡。一位前金融官员坦言:“一旦像低利率导致堤坝溃决那样放出资金,仅靠监管很难防住问题。”
最重要的是,中央银行的目标并非绝对不变。原本只有物价稳定的韩国银行法第1条加入金融稳定,也是在2011年。韩国银行之所以能以金融失衡为由加息,也正因为增加了金融稳定目标。疫情之后,甚至有多项增加就业稳定的法案被提出。中央银行每逢危机都在寻找克服办法,如生物般不断演进。有观点认为,在此次疫情与通胀危机之后,中央银行的角色可能会发生变化。
首先,认同“2010年代那样的低利率、低物价难以回归”这一分析的观点占据优势。即认为2008年之后即便大规模供给流动性也未出现通胀的那些因素已经消失。当时中国充当世界工厂供应低价商品,而如今由于美中矛盾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供应链正在重组。地缘政治风险和绿色转型也是对能源价格形成上行压力的因素。反倒是实施量化宽松的2010年代才是异常时期。
疫情后出现的过剩流动性供给也不能不说有影响。全球各国央行和政府为应对疫情这一“非经济因素引发的经济危机”,推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货币与财政政策。当时不仅难以判断疫情会影响到何时、影响多大,也无法预知疫苗会如此迅速地被开发和普及。更重要的是,经历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量化宽松等非传统货币政策,并已完成法律审视。其中还潜藏着“无论放多少钱物价也不会上涨”的认知。然而随着战争等供给因素出现,最终出现了40年来的通胀。
虽说疫情后的流动性供给不可避免,但难以回避其此后引发通胀的责任。正因如此,有预测认为,为稳定通胀,货币与财政政策短期内将偏紧运营。由于已认识到通胀风险,认为美联储也难以轻易回归过去超低利率时代的观点获得更多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本月16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表示:“长期来看,政策利率平均将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低利率时期。”
韩国银行相关人士表示:“虽难以断定比以往更高的高物价将持续多久,但全球央行的政策态度将随之改变。”
今后全球央行有可能朝着管理过剩流动性的方向行动。不过有评价认为,美联储像韩国银行那样把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作为主要变量考虑的可能性不大。最重要的是,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完成了去杠杆。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美国家庭负债占GDP比率从2007年第四季度的98.7%降至去年第二季度的73.7%。相反,同期我国家庭负债占GDP比率从69.2%上升至101.7%,上升超过30个百分点。
一位要求匿名的经济学家表示:“我国近几年房价剧烈波动,因此存在必须应对的舆论,但美国完全不是这样”,“美国房价已经调整过一轮,而且富人大多持有金融资产,多数人只有一套住房,房价上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资产不平等。”
那么韩国银行为何如此在意家庭负债和房价?韩国银行通过多份报告说明了各种因素,如家庭负债比重过高可能影响实体经济等。从近期韩国银行的研究看,把住宅价格暴涨列为超低生育率与超高龄社会等极端人口结构背景之一的案例正在增加。
韩国已在中长期视野上形成了需要减少负债、进行去杠杆的政策共识。不过,这是通过总偿债本息比率(DSR)等宏观审慎政策来应对,至于是否也需用货币政策应对,尚未形成共识。预计这一问题短期内在韩国银行内部也将持续讨论。
当然反对声音也很大。首先,“金融失衡”本身是难以衡量或判断的标准。物价有消费者物价涨幅2%这一明确目标,金融失衡却没有。一位经济学系教授表示:“现在似乎把货币政策当成要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但房地产受供需影响最大”,“越是用金融手段控制房价,其金融资产化程度越高,问题可能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