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颇为异常。去年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高达4.9%,四季度增长率也达到3.3%,远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给出的美国潜在增长率1.8%。与此同时,通胀正在放缓。去年12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同比上涨2.6%,较2022年6.8%的峰值回落逾4个百分点。想到“进入发达国家后低增长格局将固化”的既有公式,这一成绩不能不说令人惊讶。
尽管美国物价趋稳、经济强劲奔跑,公众对乔·拜登总统经济政策的评价却异常不受欢迎。拉斯穆森报告上周公开的问卷中,对于“拜登经济学是否有助于拜登总统连任之路”的提问,仅26%的受访者回答“是”。44%反而给出恶评,称“更有助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3%认为不会影响大选。1992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问题在于经济,蠢货”的竞选口号奏效之后,经济一直被视为左右大选结果的核心因素。这一次气氛明显不同。
这是多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与指标上体现的经济向好不同,美国人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很可能感到生计艰难。物价涨幅回到疫情前水平,并不意味着实际物价降至2019年水平。2020年新泽西一家古巴餐厅售价17美元的烤鸡胸肉,如今已涨到22美元。超市销售的冷冻五花肉在同期从每磅5美元飙升至目前的9美元。高物价的行进仍在进行中。
另一个原因在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挫败感。与国家经济亮眼的成绩单不同,个人经济地位改善的希望却看不到。年轻人无法确信自己能否像父母一代那样积累财富、过上稳定生活。由于人工智能(AI)和地缘政治冲突,职业与经济前景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明朗。也有观点分析认为,严重的政治两极化和健康社会讨论的消失等对政治的幻灭,使选民对经济向好无所反应。
如果美国人背弃拜登经济学的最大原因是第一点,即体感物价高,那么时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自去年1月起美国劳动者工资上涨快于物价,体感物价负担有望逐渐减轻。拜登阵营所期待的正是这一点。
相反,如果选民转身离去是因为阶层上升阶梯缺失带来的挫败感或对政治两极化的幻灭,那就不能仅仅交给时间。这是唯有美国政界改变政治文化、将社会结构改革作为核心议题推进才能解决的问题。
美国人对“独自繁荣”的拜登经济学的不信任,恐怕并非美国独有。把拜登政府面临的问题代入到我国,情况更为严峻。四季度GDP增长率为0.6%,连续8个季度的0%区间低增长正在固化。消费者物价涨幅12月同比上涨3.2%,高于同期美国PCE。仅从数字看,韩国人的生计比美国人更为艰难。
更严重的问题是不明朗的未来。总和生育率0.78人这一数字直白地展现了韩国所处的现实。政治两极化似乎也绝不比美国轻。在4月国会选举之前,政府和执政党、在野党政界应做的,是给出“我们的未来、国家的明天会比现在更好”的希望。要通过监管革新鼓励企业确保超级差距竞争力,要让从低技能劳动者到自营业者、中产阶层都能怀有阶层上升的梦想。不应忘记,若没有根本性、划时代的变化相伴,任何政治权力都无法赢得国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