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对练”一词正流行。在格斗运动中,约定对练并非实际比赛,而是指将各自掌握的技术在对方身上试用、培养实战感觉的陪练。由于不能伤到对方,出拳(punch)和踢击(kick)等打击都会放轻,柔术(Jiu-Jitsu)陪练时也不会猛折关节部位。也就是说,约定对练可理解为双方都能双赢(Win-Win)的过程。
政府与大韩医师协会(医协)以挽救崩塌的地方及必要医疗为名坐到一起已超过一年。但双方只是形式性地出席了约定对练的场地。彼此既不踢击也不出拳,只是每周一次聚在首尔中区的一家餐厅坐一坐,然后又各自散去。就这样过去了一年时光。
我也多次参加医疗现案协议体。听着双方的开场发言,实在难以按住郁闷。“同床异梦”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 医协不应犯彻底封堵的谬误,应以逻辑说服政府
这是进入医协网站后立即弹出的窗口。上面写着“强烈谴责政府单方面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政府与医协已坐在一起超过一年。医协不如坦率地主张“我们反对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先提出协议体无用论才更合适。
医协主张“缺乏对适当医生人力供需的科学分析和系统计划”。自政府去年10月发布的地方及必要医疗革新战略中表示将对各医科大学进行增员需求调查以来,医协便一直主张这是非科学的统计。在各大学需求调查结果、政府最终医科大学招生名额规模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就断言其为“非科学的统计”。这是讨论过程中典型的阻断对方话语的“彻底封堵的谬误”。让我们再深入具体看看。医协主张政府内部缺乏专责组织。与医科大学招生名额相关,仅在保健医疗政策室之下就设有保健医疗政策科、医疗人力政策科、医疗资源政策科、医疗机构政策科等。每个科从副理事官、书记官级科长到主务官,少则13人,多则超过20名职员。他们本身就是为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而设的专责组织。
医协还主张“政府依据部分研究者带有偏向性的研究结果推进政策”。主张需要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的人士,既有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研究团队,也包括国策研究机构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十分多样。医协一方若要主张现阶段不需要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只需将相关研究分析结果提交给政府并说服政府即可。毕竟医协在医疗现案协议体上多次强调“通宵讨论、彻底讨论都可以”。
再看其他具体主张。医协主张政府在主张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时“完全没有考虑各国不同的保健医疗制度和医疗可及性”。这是对的。各国保健医疗制度都不相同。有人主张,正因为1977年引入的畸形健康保险制度一直阻断了诊疗费上调因素,才出现了如今这样的必要医疗崩塌。显然也存在这样的因素。我国医疗可及性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也无法否认。但仅凭这些作为彻底阻断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的逻辑,似乎还有些不足。
“仅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无法比较”的主张也缺乏说服力。OECD统计是全球各国政府作为政策手段指标的具有公信力的资料。医协对于医生数量不及OECD平均的统计,以“韩国医疗可及性世界第一”予以否认,却又以“与OECD平均医生工作量相比,韩国医生工作量过大而诊疗费只有三分之一”来选择性地借用统计,这无法具有说服力。
━ 名分铺垫完毕的政府,将在2月初以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的发布挥出“上勾拳”
医协的主张读起来像是:“我拳套还没戴、护齿也没戴,你为什么就出刺拳?这不算犯规吗?但我会一直一直对练下去。不过你要是继续打我,我就离开拳台。那就算你被判没收胜。”
在我看来,医疗现案协议体并非谈判的场所。谈判是彼此摊出手中的牌、相互交换条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双方漫长的约定对练绝不会以约定对练收场。韩国保健福祉部15日已向医协发出公文,征询对2025学年度医科大学入学名额适当增员规模的意见。意思是“现在要进入实际比赛了,你最好做好准备”。已有预计,政府最早将在2月1日发布医科大学招生名额增员规模和必要医疗一揽子政策。
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的新闻稿在某种程度上已可预测。其中一定会写入:包括保健福祉部长官赵圭鸿在内,第二次官朴敏洙、保健医疗政策室长全炳旺等走遍全国各地举行地方医疗座谈会听取意见,并通过医疗现案协议体、保健医疗政策审议委员会等听取专家意见。也可能会说明,为听取与医科大学招生名额相关的意见,政府相关人士见过的人数达数千人,移动距离达数千公里。最近赵长官还飞赴日本,会见了厚生省大臣和日本医师协会相关人士,听取了增加医科大学招生名额的案例。所谓的名分铺垫已经完成。
大韩住院医师协议会已预告,对政府的医科大学招生名额政策不排除罢工,对此政府断言“将依法依原则应对”。真正的比赛预计将在医科大学招生名额增员发布之后展开。在2020年政府与医疗界的比赛中,政府曾扔出毛巾弃权认输。这是持续一年多的约定对练转为真正比赛的时点。裁判最终会举起谁的手,令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