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27 | 이현호 기자

74年来无战时作战权的“军力第6”韩国…问题在于朝鲜核能力高度化[李贤浩记者的军事谈]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战时作战指挥权(Wartime Operational Control·WT-OPCON)既是直接关系国家安危的问题,也具有军事主权(国家对本国军队的指挥与作战所拥有的固有权利)这一重大象征意义。作为宪法所保障的国家主权,战时作战权为何会形成由美国而非韩国持有的格局?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的1950年7月14日,时任总统李承晚将“作战指挥权”移交给联合国军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此后,1953年10月1日签署的《韩美相互防卫条约》于次年11月生效,随之签订的《关于对韩国军事与经济援助的韩美协议议事录》中,“作战指挥权”一词被改为“作战统制权”。联合国军司令官所持有的作战统制权,随着1978年11月韩美联合司令部成立而移交给联合司令官。

也就是说,74年来一直由美军四星上将担任的联合司令官掌握朝鲜半岛战区内的战时作战权。同时,韩军在战时无法主导行使作战统制权的格局也延续至今。

━ 1994年12月平时作战统制权移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

历届政府无论保守还是进步,都曾多次努力收回战时作战权。但由于朝鲜核与导弹能力提升等安保环境恶化,至今仍原地踏步。

政府尝试移交作战统制权始于前总统朴正熙时期。1968年朝鲜1·21青瓦台袭击事件以及美国情报舰普韦布洛号被扣事件中,美国未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朴正熙前总统随即要求美国移交战时作战权,但未能实现。

前总统卢泰愚在1987年参选总统时,将作战统制权移交列为大选承诺。以此为开端,卢泰愚、金泳三政府持续说服美国,最终在1994年12月,除战时之外的平时作战统制权移交给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

但这并非完整的作战统制权移交。在现行韩美联合防卫体制下,平时作战统制权由韩国联参议长掌握,战时作战权则由韩美联合司令官掌握。韩美当时判断移交战时作战权为时过早,遂保留由联合司令官行使。

当然,战时作战权并非由韩美联合司令官单独行使。韩美联合司令官通过韩美安保协商会议(SCM)及韩美军事委员会会议(MCM),接受韩美两国总统的指示指挥指定部队,是一种受限权限。但朝鲜半岛一旦爆发战争,指挥韩国军队的是韩美联合司令官而非韩国军方,这一格局并未改变。

因此,一直不断有人指出,若遭到朝鲜攻击却无法主导行使作战统制权,即宪法所保障的国家主权,是存在问题的。美方也逐渐认识到,随着韩军能力提升,移交战时作战权的时机正在临近。

据此,在卢武铉政府时期的2006年9月,韩美两国首脑就移交战时作战权的基本原则与履行方针达成协议。次年2月的韩美国防部长会谈上,甚至将移交日期定为“2012年4月17日”。同年6月,制定了为系统推进战时作战权移交的履行计划——《战略性转换计划》(Strategic Transition Plan·STP)。

━ 朴槿惠政府改为“以条件为基础的移交方式”

然而,在李明博政府时期的2010年6月,韩美两国首脑考虑到朝鲜军事威胁增加等安保形势变化,将战时作战权移交时间推迟至2015年12月1日。此后在2013年第45次韩美安保协商会议上,韩美国防部长将未来指挥结构变更为由韩国联参议长指挥的单一司令部编成,以确保移交后韩美联合作战的效率。

进入朴槿惠政府后,2014年4月韩美两国首脑宣布将重新审视战时作战权移交的时间与条件。据此,2015年11月韩美国防部长为稳定推进移交,将原有的“以时间为基础的移交方式”改为“以条件为基础的移交方式”,并就《以条件为基础的战时作战权移交计划》(Conditions-based OPCON Transition Plan·COTP)达成协议。即不预先确定日期,而是在条件满足时移交。

将任内完成战时作战权移交列为大选承诺的文在寅政府开始加快步伐。2017年6月韩美两国首脑决定持续推进同盟层面的合作,以尽快实现“以条件为基础的战时作战权移交”。2018年10月,韩美国防部长就COTP修正案及《战时作战权移交后联合防卫指针》达成协议,并就移交后仍维持现行联合司令部体制、由韩军四星上将担任未来联合军司令官的未来指挥结构基本方案达成一致。

韩美就战时作战权移交前提条件达成的事项共三项。第一是主导联合防卫所需的韩军核心军事能力;第二是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能力;最后是符合战时作战权移交的朝鲜半岛及区域安保环境等。

韩美军方最为重视的条件是韩军核心军事能力,为此设定了三阶段验证程序:△基本运用能力(IOC)评估 △完全运用能力(FOC)评估 △完全任务遂行能力(FMC)评估。政府据此持续确保移交所需的韩军核心军事能力与应对核及导弹威胁的能力。

在地面力量方面,自主生产K2坦克、K9自行火炮、天舞等世界最高水平的坦克与火炮,并引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提升世界级反火力战能力。在海上力量方面,具备宙斯盾驱逐舰、3000吨级潜艇、大型运输舰以及舰对地、舰对舰、潜对地导弹的自主生产能力。

━ 韩军核心军事能力验证停在第二阶段

在空中力量方面,不仅拥有F-35A隐形战斗机、全球鹰、空中加油机、预警机等,还具备自主生产高性能战斗机的基础。此外,通过引进中远程弹道导弹拦截武器、弹道导弹早期预警雷达以及研发玄武导弹等,持续扩充应对朝鲜核与导弹的能力。

韩美两国也对战时作战权移交推进现状进行共同评估。在2021年3月韩美国防部长会谈及9月韩美一体化国防协议体会议上,评价认为移交已取得相当进展。特别是韩美通过特别常设军事委员会(韩国联参议长与驻韩美军高级将领之间的军事协商机制)审议了条件评估结果。

2019年曾五次召开特别常设军事委员会,重点审视韩军核心军事能力;2020年召开两次,重点审视同盟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综合能力。

然而,为确认韩军IOC而进行的韩美联合演习在2019年因朝鲜反对而缩减,原定2020年为FOC验证举行的联合演习又因新冠疫情未能实施,计划因此受阻。

由于验证韩军核心军事能力的三阶段程序未能完成,文在寅政府任内的战时作战权移交未能实现。更何况,作为移交条件之一的朝鲜半岛及区域安保环境进一步恶化,加之朝鲜核与导弹能力提升,韩军须具备的必要应对能力标准也随之提高。

尹锡悦政府在战时作战权移交问题上表现谨慎。政府成立后不久的2022年5月21日,尹锡悦总统在首尔会见访韩的美国总统乔·拜登,重申了以条件为基础推进移交的意志,但据悉两国首脑一致认为,考虑到区域安保环境,不宜急于移交。

“作战指挥权归属何方的问题,取决于何种方式是赢得战争最有效的途径。这不是靠名分或理念来决定的问题。”尹总统在当选人时期就战时作战权移交提出的这一立场,至今仍是总统室的方针。

因为自2022年5月尹总统与拜登总统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承诺通过提升联合防卫态势进一步加强威慑,并重申以条件为基础推进战时作战权移交的意志”之后,现政府层面再未有正式表态。

国防部的立场是:“以当前标准看,我们(为移交战时作战权而应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应对能力仍有诸多不足,移交时间需要更加慎重地决定。”与此相关,去年2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文在寅政府时期“尽早移交战时作战权”的表述被“以条件为基础推进”所取代。

联参一位相关人士表示:“我军正持续努力满足韩美相互商定的条件,但满足条件需要一定时间。”他还说:“韩美将在强化联合防卫体制的同时紧密协作,系统且稳定地推进战时作战权移交。”

但军内外有观点指出,拥有世界第六军事实力的韩国一味推迟移交战时作战权,等于放弃军事主权。有人主张,只有实现移交,韩军才能更有责任感地发展对朝防御战略与战术,并提升主导联合作战的能力,从而收获积极效果。

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李秀亨强调:“收回战时作战权的意义不仅在于把韩国让渡给美国的军事主权取回,更在于为在朝鲜半岛构建永久和平体制创造军事安保环境,是我们国家主权的恢复。”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