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22 | 세종=박신원 기자

监管成本削减制效益减半……两年便出现卡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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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创造监管改革成效而引入的监管成本削减制,因效益计算等问题运转不畅。实施两年来,成本效益甚至不及最初目标的一半,成效低迷。专家指出,把效益图式化作为放松监管的依据,正是引发当前问题的原因,因此应全面改革监管废除体系。

综合22日Seoul Economic Daily的采访内容,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去年共放宽了379项监管。仅从废除或放宽的监管数量看,是2022年(194项)的两倍。由此获得的效益为132.5亿韩元。

监管成本削减制是指各部门在新设监管时,必须废除或放宽其他监管,以产生相当于新增成本两倍的效益。意即若新设一项监管多支出100万韩元成本,就须取消其他监管以获得200万韩元的收益。政府据此制度将成本增加额(Cost-in)与成本减少额(Cost-out)计入各部门账户进行管理。尹锡悦政府在2022年6月新政府成立之际发布的“新政府经济政策方向”中宣布引入该制度,并于次年即2023年开始实施。

产业部去年的效益数值将于下月左右由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核验,产业部再行举证,之后于3月左右确定为效益金额。虽仍为暂定值,但成本效益远低于产业部最初目标。产业部最初目标高于此。产业部此前曾表示,2022年下半年废除、放宽3项监管产生了约206亿韩元的效益。去年废除的监管远多于此,但效益却不及当时。

监管专家就此指出,这源于监管成本削减制的结构性问题。因为效益计算本身难度高且带有主观随意性。一位监管相关专家解释称:“即便废除、放宽数百项监管,能够计算效益的可能也只有5项左右”,“废除某项监管会产生多少效益,不仅核验周期长,资料解读难度也高”。

另一个问题在于,成本相对容易核定所需金额,而效益必须假设监管被废除的情形,因而计算困难。产业部一位相关人士解释:“很难明确说会产生多少效益,在金额上确定也不容易”,“各种条件和环境多样,难以用明确数字表述”。

还有观点指出,要废除核心监管,需要的不是监管成本削减制,而是转向负面清单监管等体系改进。国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洪性杰指出其局限:“效益计算的局限在于其基于假设”,“计算困难是理所当然的,还可能掺入计算者的意图”。他接着建议:“社会上应转为‘除禁止之外皆可为’的负面清单监管体系,但目前恰恰相反”,“重要的不是计算效益,如果监管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就应先予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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