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22 | 세종=송종호 기자

李正东:“无论谁赢得美国大选,产业政策本质相同…韩国须终结追赶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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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球有76个国家举行大大小小的选举。占人类一半以上的42亿人成为选民,约一半的20亿人参与投票,而通过选举选出新领导人的国家合计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2%(44万2000亿美元)。这的确是名副其实的“超级选举年”。因此,今年有望成为游戏规则、利率、市场、政府监管及政策全都因选举而动摇的“政治经济学”(Policonomy)之年。尤其是11月5日的美国总统选举,预计将为全年的全球选举画上高潮。在拜登与特朗普的竞争中,国际政治、经济、安保的全新秩序有望成型。在这样的转折期,韩国的选择与应对同样至关重要。为寻找处在选择岔路口的韩国的应对之策,曾警告政治拖累经济、韩国最终可能重蹈老牌发达国家意大利覆辙的《通往意大利之路》作者、作家赵贵东提问,主张应通过试错与挑战性试错的积累引领韩国经济再度腾飞、著有《积累的时间》《最初的提问》等书的首尔大学教授李正东作答。

━ 处在选择岔路口的韩国……寻找应对之策

——美国大选初选赛刚刚开始。人们不禁要问,政治领域何时曾如此深刻地影响经济与科技产业。美国的政治变动不仅影响对华关系,还与两岸紧张局势一起波及韩国产业界。

△在产业与技术政策方面,拜登与特朗普并无大的差别。换言之,从趋势看,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对华制衡都只会加强。可以视为1986年美日半导体竞争的延长线。这是G1国家对自称G2的国家作出的回应。过去美国与日本之间围绕经济问题也有争端,而如今的美中关系中,不仅有产业、经济,还叠加了安保与价值观议题,局面更为复杂。

——是否应当理解为最终以复合、全面的方式影响了产业经济。

△由于安保与价值观问题交织在一起,问题变得更难解决。在美日半导体竞争中,日本企业在专利诉讼中败诉后缴纳了罚款。打个比方,那更多带有企业与企业之间围绕经济问题的民事性质,而如今的美中争端中经济问题与安保、价值观问题纠缠在一起,这是很大的差别。尽管如此,核心驱动力最终还是技术问题。仅就价值观而言,美国所追求的以市场和企业为中心的大数据平台,与中国国家主导的大数据平台,所追求的价值本身就不同。技术就这样同时影响着安保、经济与价值观。技术带来的波及效应就是如此之大。

——也就是说,过去那种一旦形成国际标准、便以其为中心通过国际合作实现技术与产业共同发展的方式已不再奏效。

△在生产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之下有技术这一层,随着生产端分裂为两个体系,技术体系也出现分化倾向。这是过去没有的现象。举例来说,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技术领域,以华为为中心的技术世界与以西方为中心的技术世界正在形成。简单说,由于美中竞争,除技术、生产、经济之外,连所追求的价值观在内的全球体系都在分化,因此政治开始强烈影响产业与技术。决定这一脱钩趋势的正是技术,于是技术发展与政治考量以过去未见的方式咬合运转。

——过去所谓技术差异,也只是铁路或电流交流—直流那种程度的差别,而如今可以理解为技术差异带来把一切都割裂开的差异的时代。

△以数年前韩美首脑会谈共同声明中也曾提及的Open RAN标准化提议为例,这是美国针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5G技术平台提出的替代性技术平台。它是一种像乐高积木一样让众多企业都能参与的新技术标准。仅从技术问题成为首脑会谈核心议题之一这一点,就可看出技术在全球竞争中已成为多么重要的议题。

——韩国应该怎么做。

△近来常有人谈“全球枢轴国家”(GPS·Global Pivot State),说到底不就是要成为能够握有决定性一票的国家吗。若想成为这种意义上的枢轴国家,按定义就不能采取不加批判地站在一方的立场。枢轴国家必须能够与利益各异的国家都握手。也就是说,在韩国对华半导体出口比重达到40%多的情况下,要发挥“枢轴(Pivot)”作用,同时维持开放经济的定位。

——如果美中矛盾格局尖锐化,这现实吗

△企业与国家的角色和话语方式应当不同。在国家层面当然要表明韩国所追求的价值,同时在企业活动方面,国家的外交话语水平必须足够高,以便企业能够持续与多个国家保持开放的合作状态。这才是志在成为枢轴国家的样子。宣布站在某一方在外交上或许轻松容易,但对每天在全球市场上厮杀的企业来说绝非易事。政府不应给企业增加负担。

━ “政府不应给企业增加负担” ——我认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追求的产业政策不同。拜登的重点在于扶植《通胀削减法案》(IRA)那样的环保产业,而特朗普则更多是要救活旧产业。依大选结果,配合拜登政府推进对美投资等的韩国国内企业受到的冲击看来不小。

△主导美国建国、被认为奠定今日美国产业基石的汉密尔顿,1791年通过《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主张在联邦政府主导下实行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这是当时的反联邦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所反对的主张。从历史上看,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未有一次放弃汉密尔顿所主张的产业政策。这一点在美日半导体争端中也充分显现。只是随政治人物不同,表述有所变化而已。可以理解为,美国的政策基调是对外打着自由贸易的理想主张,实际上一直采用汉密尔顿式的积极产业政策。主张扩散基于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华盛顿共识,最终也只是对外的主张。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与拜登都在维持美国的产业政策路线,本质上并无差别。典型的是,有人担忧作为拜登政策的IRA会因特朗普当选而被废弃,但这与本质无关。IRA法案看似环保政策,其实只是典型的就业与产业政策,只是把“清洁”当作了名义。就内容而言,无论IRA得以保留还是改换名称,特朗普与拜登都会维持典型的产业政策框架。

——尽管如此,在产业政策方面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强度更高。

△那只是表述上的差异。过去是包装得好听些,如今只是表达得更为明确。在铁锈带(曾享受美国制造业繁荣的美国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就业问题等得到稳定管理、并确信能够制衡中国之前,无论哪位总统当选,美国都会推行鲜明的产业政策。

——保护主义不仅在美国,在各主要国家也都在加强。

△技术霸权、技术主权等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关键词正在多个国家出现。在此过程中,国内频繁出现“自主”“独立”这类表述的现象令人十分担忧。今天的复杂技术是在全球网络中形成的。保护主义越强,越不应抱着韩国可以并且必须自己做一切的封闭思维,而应以思考自身处于全球技术网络何种位置的开放方式来应对。当然,要能参与全球技术网络,就必须有可供交换的东西。必须制定战略,明确韩国拥有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如何参与开放体系。此时应努力以我们的核心技术为中心成为枢纽。如今韩国不应再停留在过去那种学习引进的水平,而要寻找能在水平关系中发挥枢纽作用的领域。

——有这样的国家吗

△比利时、荷兰、法国共同投资设立的“IMEC”是典型例子。70多个国家、600多家企业、208所大学结成合作关系,建成了欧洲最大的综合半导体研究所,在中国上海也设有办事处。(国家、企业、大学之所以汇聚而来,)是因为它具备全球水平的物理基础设施以及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势。

━ 物理基础设施·创新生态系统优势……须具备枢纽条件 ——我觉得需要知识性的领导力。有获得那类领导力的方法吗。

△归根结底要对能够检验想法的规模化基础进行投资。荷兰对IMEC进行国家层面的投资,于是人们纷纷前来做实验,道理相同。虽然也需要能够撰写优秀论文的学术领导力,但没有物理投资,很难在全球网络中发挥领导力。必须建立与建设九老工业园区时代不同层次的高水平规模化基地。

——对韩国经济能否进入下一阶段增长的不安感很强,而且这种不安有很多现实依据。也有人认为产业界已形成某种增长壁垒。

△韩国正处于追赶型经济的顶点。70至80年代引进技术、90至2000年代改良技术、2010年以后以自有技术追赶先进技术水平的“New to Korea”阶段,本应带着领先技术迈向“New to World”,却停在追赶的顶点,无法跨入下一阶段。在从有标杆可循到自己成为标杆的转换阶段,未能越过壁垒。若要拥有领先技术而非沿用追赶先进技术的方式,就需要挑战性的提问与规模化。

——也有人指出,新成长产业的出现能够提高生产率并带来领先技术。

△没错。现在本应思考汽车,却在以一匹马拉不动马车就再加十匹马的方式来应对。追赶的惯性就是这么难以摆脱。

——为设计概念而提出的挑战性提问与规模化,不仅是企业问题,也是社会体系的问题。

△在“New to Korea”成功之后,并没有形成“New to World”的习惯。企业想挑战新事物,就被指责为危险。规模化必须在试错中不断调整。追赶型经济成功的阴影正在阻挡更高层次的价值提升。整个社会一直只在打加时赛。现在该结束加时赛了。

━ 本该思考汽车之时,却在给马车加十匹马

——如何提出最初的提问,是否就是创造领先技术的基础。

△必须把国家使命转化为最初的提问。发达国家正是从国家层面的提问中造出了互联网和GPS。此外还应提供人才培养与规模化基础设施。物理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也很重要。在规模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金融。哥伦布能够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其力量也来自金融。规模化过程中需要识别幼苗的眼光,但金融仍停留在靠存贷利差获利的结构中。必须让金融流向具有挑战性的项目。

——归根结底关键在于政府的作用吗。

△跨越壁垒的挑战没有形成。不仅产业、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韩国社会都需要总体性转型。政府在削减研究开发(R&D)预算之前,应先提出国家使命。美国国防部曾就“在飞行员头盔上显示信号的技术”提出问题,由年轻创业者领导的Kopin给出了答案。30年后VR时代开启,Kopin成为该领域的全球领跑者。R&D不在于给多给少,而应消除不确定性,让研究得以持续。若一年编得多、另一年编得少,所有研究都会原地踏步。发达国家把重点放在国家的公共使命、政府该做的事上。环境、老龄化、雾霾、国防问题等,都应从挑战性课题的最初提问开始。

——您是说,在执行公共政策的同时应提出“宏大课题”吗

△前面提到的Kopin公司正是在90年代解答美国国防部的宏大课题过程中造出了VR。提出引导iPhone人工智能(AI)“Siri”诞生之问的,也是美国国防部。

━ 李正东…… 在首尔大学工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首尔大学工学专门研究生院及研究生院协同课程技术经营经济政策专业教授。他是韩国科学技术翰林院正会员、韩国工学翰林院正会员,曾任韩国生产性学会会长与韩国企业经营学会会长。自2018年起担任代表技术创新领域的国际学术期刊《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共同主编,并作为总统秘书室经济科学特别辅佐官为国家政策制定作出贡献。他著有《积累的时间》《积累之路》《最初的提问》《宏大课题2024》,在韩国社会引发巨大反响。2023年通过KBS纪录片《最初的提问》,传递了关于挑战性提问对创新之重要性的洞见。

━ 赵贵东…… 长期撰写关于韩国政治与经济的结构及变化过程的文章。曾作为主要经济类报纸记者跑政府部门和企业线,在现场观察经济如何影响政治与社会,以及反过来政治与社会如何影响经济。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部,修完西江大学经济学系博士课程。著作有《世袭中产阶层社会》《全罗迪安的枷锁》《通往意大利之路》。目前已放下记者职务,专注于研究与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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