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议题叫激进税务规划(Aggressive Tax Planning, ATP)。它并非公然违反税法本身的逃税(tax evasion),而是指跨国企业等利用税法自身内在的漏洞,最终获得税法并未意图给予的减税效果,是一种高智能、跨国性质的策略。对此,韩国国税厅专门组建了特别工作组(TF),分析案例、研究制度改进。这样的应对本身是征税机关理所当然的使命。
有趣的是术语的翻译。通常学界或民间领域一般按字面把ATP译为“激进税务规划”,而当时韩国国税厅在所有文件中都将其译为“激进避税”。利用已有税法规定、尽量把交易安排成少缴税的“节税规划”到底有什么问题——纳税人觉得委屈的立场,与征税机关认定这本身就是避税的坚定意志,从术语的翻译起就各做各的梦。
还有“未注册专利”这一议题。即美国法人将其未在韩国注册的专利转让给韩国企业时,韩国企业向该美国法人支付的使用费(特许权使用费)是否应当代扣代缴的问题。围绕这一点,纳税人与征税机关长期展开矛与盾之争:韩国大法院作出判决后就修改法人税法,韩国大法院再作出判决后又再修改法人税法,至今仍在继续。当然,韩国国税厅对此也组建了专门工作组,严密应对。
问题在于,笔者在进入韩国国税厅任职之前,也有过以这一“未注册专利”议题代理美国法人并胜诉的“原罪”。相关判决目录按时间顺序整理得一目了然,在最上面一栏里就出现了让征税机关败诉的当事人——笔者的名字。当时的职员们调皮地问:“那么现在您认为纳税人和征税机关谁对呢?”笔者只能尴尬地笑着,用洪常秀导演那部著名电影的片名来代替回答:“现在对,那时错。”笔者“作为纳税人的自我”与“作为国税公务员的自我”,也各做各的梦。
人们常说节税与逃税只有“一线之差”。纳税人不满征税机关过度行使课税权,征税机关不满纳税人不断以节税为名尝试逃税。但我认为,正是在纳税人维护自身权利的努力,与征税机关勇敢尝试把课税权扩展到新型、高智能逃税领域之间,我国税法才得以持续发展。既然如此,我毫不怀疑,这种“课税的同床异梦”在大格局上最终也会汇成一个愉快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