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受益者,我将与捐献者纯净的灵魂同行,把余生过成‘有人样的生活’。对给予我儿子跨越那道墙的希望与新生的捐献者及其家人,我再次跪地致谢。”
去年,一位器官捐献者化作天上的星辰,接受其肾脏移植的受赠者金某的父亲留下的信中,满是恳切的感谢之言。2013年因意外患上肾功能衰竭、接受了十多年肾脏血液透析的金某,靠着捐献者的肾脏重新站了起来。去年平均每天有1.5人接受器官捐献并开始新的人生。
本月12日,位于釜山釜山镇区西面的一间约20坪的小办公室里。一位系着绘有象征器官捐献图标领带的男性,正专注地撰写器官捐献宣传文案。他就是为了给许多人带来“第二次人生”而奔走全国各地、国内器官捐献领域的最高权威——韩国器官捐献协会会长姜治永(61岁)。
姜会长强调:“器官捐献是一个人最多能为6人注入新生命的最高贵、最崇高的分享行为”,“考虑到医疗保险管理公团对接受透析的患者每次补贴10万韩元以上,少则4000亿韩元、多则2万亿韩元的医疗费支出也能够节省下来”。
1991年,姜会长以财团法人“爱的器官捐献运动本部”发起人身份正式投身器官捐献领域时,器官捐献还是个生僻的概念。姜会长回顾说:“当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信念在社会中根深蒂固”,“我冒着刺眼的目光,毫无顾忌地披上写有鼓励器官捐献字样的肩带走上街头,开始了活动”。
自那以后33年过去了。这期间他创立了韩国器官捐献协会,举办了各类国际研讨会、座谈会等。为提升专业性,他在2011年还取得了国内首个器官捐献相关学位。他的努力换来了15万人签署器官捐献承诺书的回应。
当然也有困难。2000年《器官等移植相关法律》施行,原本由协会承担的连接受赠者与捐献者的角色改由政府负责。协会决定专注于宣传,但因未获得特别支持而陷入资金困境。在协会无薪工作的姜会长,还靠演讲、代驾等副业维持生计。
但如今最让姜会长心情沉重的,是器官捐献近年来逐年减少。据韩国器官组织捐献院(KODA)数据,脑死亡器官捐献者在2017年达到573人的峰值后,2022年减少至405人。移植件数同期也从2344件减至608件。希望捐献者2021年为15万8940人,去年骤减至11万7584人。姜会长分析称:“这是因为新冠疫情使医疗机构可及性下降,经济困难的人增多,再加上对器官捐献的心理退缩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为解决这些问题,姜会长主张应将器官捐献者按“义死伤者”予以礼遇。他强调:“义死伤者指为他人生命献身而受伤或死亡的人,能挽救5至9条生命的器官捐献者同样符合条件”,“只有建立起礼遇器官捐献者的制度性机制,才会编制预算、行政才会跟上。这样国民的认识才能改变”。
他还阐明了引入瑞典等部分欧洲国家正在实施的“选择退出(opt-out)”制度的必要性。选择退出是指除明确表示拒绝器官捐献的人之外,其余人均视为潜在捐献者的概念。
姜会长表示,他的抱负是顺应全球化时代,把釜山打造成“环太平洋器官移植枢纽城市”。他认为,被评为世界最高水平的韩国器官移植技术,若与中国的器官供体人力、日本的基础设施、美国的体系相结合,就能产生协同效应。
“很多人说我得不到任何报偿还一直干下去,是个‘傻瓜’。但这终究是必须有人去做的事,所以只要有力气,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