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坏了的钟一天也有两次是准的”。这常被用来嘲讽市场悲观论者。但由于经济具有活体有机体的特性,精准预测几乎不可能。甚至有这样的玩笑:“气象学家和经济学家都靠预测未来吃饭,但经常预测失败。区别在于气象学家知道当下的天气,而经济学家往往连现在的经济状况都不清楚。”
吊诡的是,悲观论者也享有其优势。在大多数乐观论者之间,像“坏了的钟”一样鹦鹉学舌般反复念着“多重危机”“完美风暴(超大型复合危机)”,总有一两次会说中。那一刻,就可能像预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末日博士”、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那样一举成名。媒体也动辄大量刊发“危机说”报道。因为刺激性强,可以抓住读者视线,还能获得忠于事前警告这一本职使命的自我满足感。但也确实,进入2000年代以来,次级房贷危机、欧元区(使用欧元国家)财政危机、美国缩减量化宽松引发的“紧缩恐慌”、中国股市泡沫破裂、美中贸易战、疫情事态等危机以两三年的间隔反复发生。
追溯其根源,会遇到全球化。美中战略竞争与全球供应链危机是代表性例子。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美国与中国在30多年间基于相互比较优势维持着“互利双赢”的关系。美国将高成本制造业生产基地转移至中国,转而专注于培育尖端产业。中国则借助引进海外资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美国政治、经济负担加大,以及中国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尝试产业升级,蜜月关系破裂。新冠疫情、以十年为周期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全球化的产物。世界被绑为一体,局部危机向周边传染并趋于大型化。
危机成为另一场危机的种子,这也是与以往不同的形态。当前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增长危机,是因为在克服新冠危机过程中大量放水,导致物价上涨,反而被迫与过去相反地维持高利率。全球化危机甚至耗尽了克服危机所需的政治领导力。中产阶层崩塌、收入与资产两极化等全球化副作用加剧,对既有政界与主流精英的反弹与敌意、阵营之间的对立达到极点。可以说,全球化危机既是多重危机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今后将要到来的超大型威胁,被提及的有气候灾难、中国封锁台湾海峡、高利率长期化与庞大负债、脱离人类控制的人工智能(AI)等技术发展等。但危机始终是不知何时以何种方式降临的未知领域。正如没人知道新冠这一最恶劣的传染病会在百年之后突袭地球村一样。只是,今后危机的强度与频率将呈现前所未有的态势,这一点是明确的。另外,若逆全球化之风更为猛烈,受益于全球化而同时实现工业化与民主化的韩国,势必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大打击。正如美剧《权力的游戏》的名台词所说,“凛冬将至”。
在这种“永久危机”时代,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短期增长,而是即便遭遇危机一时后退也能重新站起的“恢复韧性(resilience)”。一国经济要持续增长,需要财政健全等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具备创造性破坏能力的产业生态等多方面条件。更为迫切的是公正、正义、法治、信任等社会资本的扩充。成员之间相互不信任的社会,难以克服反复发生的危机。尽管如此,新年伊始一些政治人物仍为个人与党派利益每天只顾争斗,煽动国民之间的憎恶与对立,威胁社会的可持续性。如果没有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至少也该停止放大危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