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09 | 더블린=이준형 기자

爱尔兰“企业税革命”…成功秘诀是欧盟、企业税与年轻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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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竞争力显然是吸引外国投资的重要因素。”

爱尔兰经济与社会研究所(ESRI)研究教授、圣三一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尤利娅·齐德舒拉克去年12月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如此表示。ESRI是成立于1960年的爱尔兰代表性智库。齐德舒拉克教授表示:“爱尔兰在过去20年间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维持在12.5%”,“政策的一致性是爱尔兰能够发展为有吸引力投资地的原因。”

实际上,聚集到爱尔兰的全球企业已突破1800家(以爱尔兰产业发展局(IDA)2023年第一季度为准)。这是在劳资政三方“通过亲企业政策刺激经济”的共识下,进入2000年代后实施“企业所得税革命”的结果。落户爱尔兰的跨国企业年出口额就超过450万亿韩元。其中美国企业950家,占整体的52.7%,其后依次是英国(179家)、德国(103家)、法国(80家)等。这些企业创造的就业超过30万人,相当于爱尔兰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约260万人)的11%。

全球企业云集,很大程度上受企业所得税影响。爱尔兰在2003年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至全球最低水平的12.5%后,至去年的20年间一直维持同一税率。据介绍,今年因适用最低税,企业所得税率上升至15%,但仍比欧元区平均水平低6个百分点,竞争力充足。20年前仅以小办公室起步的谷歌都柏林分公司,如今发展为有1000名开发者工作的欧洲总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IDA新兴市场总负责人肯·怀特洛表示:“谷歌在过去20年对爱尔兰进行了相当大的投资”,“最近5年的投资额就达15亿欧元(约2.1万亿韩元)。”

━ 崛起为“欧盟硅谷” 120米。

这是上月走访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繁华街区奥康奈尔大街中心地带所立“都柏林尖塔”的高度。

爱尔兰政府于2003年为纪念本国经济增长而建起都柏林尖塔。当时爱尔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0940美元,比10年前的1993年(14260美元)激增近3倍。恰好2003年也是爱尔兰人均GDP超过昔日殖民宗主国英国的一年。巧合的是,尖塔所在之处正是英国民族英雄霍雷肖·纳尔逊将军铜像原先的位置。

投射着国家自尊心的都柏林尖塔,成为爱尔兰所写“经济剧”的新拐点。爱尔兰政府当初建起这座尖塔,也是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100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爱尔兰人均GDP从2003年的40940美元增至去年的112250美元,最近20年增长近3倍。同期韩国人均GDP从14670美元增至33150美元,仅增长约2倍。即便仅看绝对值,爱尔兰人均GDP也超过韩国的3倍。

在欧元区(使用欧元的20个国家)财政危机时期的2011年,爱尔兰还被视为“欧洲病夫”,起伏剧烈,这样的国家如何实现戏剧性增长?爱尔兰增长的核心动力首推突破性的企业所得税。爱尔兰至去年的最近20年间,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维持在欧元区最低水平的12.5%。实际上,都柏林以2003年引入谷歌为起点,成为Meta(原Facebook)、亚马逊、X(原Twitter)、Salesforce等美国硅谷代表性科技企业的欧洲前哨基地。这些企业聚集的都柏林大运河码头地区,以“欧洲硅谷”闻名。

爱尔兰年轻的劳动力也是吸引全球企业的另一原因。与韩国不同,爱尔兰人口每年呈增长态势。据世界银行(WB)数据,爱尔兰人口从2012年的460万人增至2022年的513万人,最近10年增长11.5%,是同期韩国人口增长率(2.9%)的4倍。去年爱尔兰经济活动人口创下历史最高的260万人区间,也得益于这一人口增长势头。2017年从韩国移居爱尔兰的朴秀珍(化名)表示:“爱尔兰政府在鼓励生育政策上也很积极”,“从周围看,每户生2~3个孩子很普遍。”

教育水平在欧盟中也属较高。爱尔兰25~34岁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重为62.3%(以2022年为准),比欧盟(EU)平均值(42%)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20多岁人口中理工科专业者比例为36.9%,居欧盟最前列。这是爱尔兰政府自1960年代起持续强化大学免费教育等高等教育政策的结果。

劳动生产率同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最高。以2022年为准,爱尔兰每小时劳动生产率为155.5美元,超过韩国(49.4美元)的3倍;与德国(88.0美元)、美国(87.6美元)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也高近2倍。爱尔兰经济与社会研究所(ESRI)研究教授尤利娅·齐德舒拉克解释:“爱尔兰的人口构成在欧盟27国中属最年轻”,“维持与高技能劳动力直接相关的高水平高等教育比例,是爱尔兰人口政策的核心之一。”

此外,爱尔兰还是欧盟内唯一的英语国家。特别是19世纪中叶大饥荒使数百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爱尔兰裔美国人数量不少,这成为拉近两国心理距离的主要因素,意味着美国企业适合选择爱尔兰作为进军欧盟市场的“大本营”。实际上,落户爱尔兰的全球企业中一半以上为美国企业。

也有不少分析认为,爱尔兰享受了英国脱欧(Brexit)的反射利益。因约700年的殖民统治历史,英国与爱尔兰在文化、监管等多个领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2016年英国决定脱欧后,美林、巴克莱等大型金融机构已相继将欧洲据点从伦敦迁至都柏林。

专家认为今年企业所得税上调对爱尔兰打击不大,背后也存在这样的复合脉络。从今年起,对主要国家跨国企业征收至少15%企业所得税的全球最低税开始实施,爱尔兰企业所得税税率也从原先的12.5%上调2.5个百分点至15%。但该税率仅适用于年营业收入超过7.5亿欧元(约1万亿韩元)的企业。

分析认为,尽管企业所得税上调,跨国企业大举撤离等资本外流不会太严重。一方面,雇有数千名员工的欧洲总部难以立刻迁往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即便此次上调,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率(15%)仍比欧元区平均值低6个百分点以上。齐德舒拉克教授表示:“企业所得税上调可能使外国直接投资(FDI)有所萎缩,但爱尔兰优势众多,应属完全可以克服的水平。”

━ 以未来基金应对“雨天” 爱尔兰政府将从今年起设立规模达1000亿欧元(约144万亿韩元)的“未来基金(Future Fund)”。

未来基金的核心是到2035年每年向基金投入相当于爱尔兰国内生产总值(GDP)0.8%的资金。爱尔兰财政部认为,若假定年均投资收益率约为4%,基金规模将达1000亿欧元。去年12月在都柏林会面的爱尔兰经济与社会研究所(ESRI)研究教授尤利娅·齐德舒拉克将未来基金比作雨天基金(Rainy day Fund),即在近期经济繁荣之际,爱尔兰政府为今后经济转差的所谓“经济雨天”做准备的基金。齐德舒拉克教授解释:“最近特定产业群征收的企业所得税格外多”,“(爱尔兰)政府判断这种结构的税收繁荣可持续性较低,因此想提前准备应对经济衰退的基金。”

乍看之下,或许会觉得爱尔兰的担忧过度。仅去年企业税收就达220亿欧元(以11月累计为准),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仍同比增长4.2%。即便在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2020~2022年,爱尔兰GDP仍以年均10.4%(以IMF为准)的速度增长。考虑到欧元区(使用欧元的20个国家)GDP增长率在2022年为3%左右,这可谓独树一帜的增长势头。受经济繁荣推动,预计去年财政盈余将超过100亿欧元(约14.4万亿韩元),与韩国去年预计出现59.1万亿韩元税收缺口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如此,爱尔兰之所以设立未来基金,是因为对外国资本依赖度高。近期税收繁荣同样很大程度上受落户爱尔兰的外资企业影响。

仅看爱尔兰每年征收额仅次于个人所得税的企业所得税,就可确认对全球企业的依赖度。据ESRI数据,以2022年为准,爱尔兰企业所得税的86.5%来自外资企业。同年企业所得税的约55%由谷歌等按营业收入排名前十的企业缴纳,而这些企业也全部是外资企业,意味着随跨国企业业绩而来的税收波动性正在加大。爱尔兰企业所得税自去年8月至10月连续3个月减少,直到11月才回升。随着在爱尔兰设有欧洲总部的全球信息技术(IT)企业和制药企业销售变动,税收也随之波动。爱尔兰财政部长迈克尔·麦格拉思指出:“预计去年企业所得税收入将比一年前增长约4%”,但“业绩过热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

俄乌战争也成为爱尔兰防备“雨天”的决定性契机。有分析认为,随着俄罗斯方面中断天然气供应导致欧洲陷入能源危机等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爱尔兰看待本国境内外国资本的视角也在发生变化。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北美欧洲组副研究委员张永旭解释:“乌克兰战争后,欧洲越来越倾向于不仅以经济逻辑、而且以地缘政治逻辑看待本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爱尔兰也不得不重新审视现有经济结构的可持续性。”

对韩国的启示也不少。韩国政府以尹锡悦总统的推销外交为先导,正加快扩大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规模。由此,去年FDI申报额同比增长7.5%,达327.2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张委员建议:“爱尔兰吸引FDI的战略之一是避免外国企业集中于首都等特定地区”,“韩国地方消亡危机日益加大,有必要强化对投资落后地区的外国企业的激励。”

━ “为海外企业提供税务、签证等一站式服务” “我们在全球22个地方设有海外分支机构。目标是从考虑投资爱尔兰的企业人士为实地考察而收拾行装时起,就提供一站式服务。”

专门负责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机构爱尔兰产业发展局(IDA)新兴市场总负责人肯·怀特洛上月在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IDA总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如此表示。怀特洛强调:“当海外企业决策者访问爱尔兰时,我们做好准备,在税务、签证、生活费等各方面提供解决方案”,“对全球企业派驻爱尔兰的人员,不仅提供通勤便利地区的信息,还提供子女入学方面的咨询。”

他还提到面向跨国企业员工的税收优惠,代表性的是仅面向全球企业驻爱尔兰派驻人员、可对最多30%收入减免个人所得税的“特别派遣人员激励计划(SARP)”。怀特洛表示:“为(海外企业)税务咨询,内部还常驻税务专家”,“可以认为,IDA基本上是为提供客户企业所需的一切解决方案,而为其对接相关机构和专家。”

他还强调与已在爱尔兰投资企业维持关系。怀特洛特别就IDA与客户企业的关系表示,这是“真正的伙伴关系(true partnership)”。他解释:“IDA在客户企业决定投资爱尔兰之前就提供定制信息、支持许可审批业务等,紧密合作”,“基于这种纽带关系,与已在爱尔兰投资的全球企业持续合作20~30年的情况也很多。”

IDA的下一个目标是亚太地区企业。尤其近期成果显著的是爱尔兰传统上较强的生物领域。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去年9月宣布将投入3.35亿欧元(约4800亿韩元)在爱尔兰建设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生物药委托开发生产(CDMO)企业药明生物近期仅在爱尔兰就建设了2个生产基地。怀特洛表示:“虽然有传统上较强的领域,但只集中于特定产业群是值得怀疑的”,“希望爱尔兰成为制药、电子、电子商务、新再生能源等多个领域亚太企业的欧洲前哨基地。”

━ 反移民情绪成为引爆点 去年圣诞节前几天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在商铺密集的繁华街区奥康奈尔大街等城市各处,都部署了爱尔兰警察(Garda)。尤其在繁华街区,还时常能看到武装的警察巡逻车。爱尔兰市民说,即便在人流通常聚集繁华街区的年末,如此规模的警力部署也属罕见。

都柏林治安如此大幅加强,是因为去年11月发生的“反移民骚乱”。一名50多岁男性持凶器行凶,致5岁女童等5人受伤的事件成为导火索。当传出嫌疑人是移民的传闻后,数百名示威者高喊反移民口号,点燃公交车和有轨电车,并袭击百货商店。去年12月在奥康奈尔大街上,仍很容易看到正在修补破碎玻璃窗的商店。

反移民情绪的背景是复合的。最近一次移民问题凸显,是在乌克兰难民涌入之后。人口仅略超510万人的爱尔兰,接纳的乌克兰难民约达10万人,相当于人口的2%,按人口比例计算在欧洲最高。也有预测认为,若乌克兰战争持续,最多还将有5万名难民额外流入爱尔兰。爱尔兰政府在住房紧张极为严重的都柏林,为所有乌克兰难民提供了居住地区乃至生活费支援。

爱尔兰的住房难也因移民和常驻外国人而日益严重。自企业所得税税率固定为12.5%的2003年起,谷歌、苹果、Meta(原Facebook)等全球企业云集都柏林,高薪员工也随之开始增加。由此都柏林房价飙升至天价,甚至出现原住民被挤往郊区的“绅士化(被迫离巢)”现象。在都柏林当地全球科技企业工作的西班牙人卡米拉(化名)倾诉:“在都柏林想租两居室,月租得付2000欧元(约290万韩元)”,“由于需求多于供给,许多房东对承租人的工作单位乃至信用度、是否正式员工等挑剔苛刻。”

上涨的不只是房价。爱尔兰也未能避开以新冠疫情为起点冲击欧洲的通胀余波。据世界银行(WB)数据,爱尔兰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在2013年摘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贷款标签后一直停留在0%区间,随后在2021年升至2.4%、2022年飙升至7.8%。在位于都柏林的Meta欧洲总部工作的一名外籍员工表示:“如果没有现在的年薪水平,在都柏林很难生活”,“结婚有了家庭后,计划回故乡。”

也有人指出,全球企业虽云集爱尔兰,但对当地人就业并无太大帮助。因为这些企业大多把原总部员工带过来,或在签证没有问题的欧盟(EU)其他国家招聘员工的情况不少。卡米拉表示:“公司同事的80~90%不是爱尔兰人”,“在都柏林工作了3年,但几乎没有机会与爱尔兰同事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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