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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记者上月走访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繁华街道奥康奈尔大街中心地带所矗立的“都柏林尖塔”的高度。
爱尔兰政府于2003年为纪念本国经济增长而建造了都柏林尖塔。当时爱尔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万940美元,比10年前的1993年(1万4260美元)激增近3倍。2003年恰好也是爱尔兰人均GDP超过昔日殖民宗主国英国的一年。巧合的是,尖塔所在地正是英国民族英雄霍雷肖·纳尔逊将军铜像的旧址。
寄托着国家自尊心的都柏林尖塔,成为爱尔兰所书写的“经济大戏”的新拐点。爱尔兰政府当初建造这座尖塔,也是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100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爱尔兰人均GDP从2003年的4万940美元增至去年的11万2250美元,近20年间增长近3倍。同期韩国人均GDP仅从1万4670美元增至3万3150美元,约增长2倍。仅从绝对值看,爱尔兰人均GDP已是韩国的3倍以上。
在欧元区(使用欧元的20个国家)财政危机时期的2011年,爱尔兰还曾被视为“欧洲病夫”,起伏剧烈,如此戏剧性的增长是如何实现的?爱尔兰增长的核心动力,首推极具突破性的企业所得税。截至去年,爱尔兰近20年来一直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维持在欧元区最低水平的12.5%。实际上,都柏林自2003年引进谷歌起,已成为Meta(原Facebook)、亚马逊、X(原Twitter)、Salesforce等美国硅谷代表性科技企业的欧洲前哨基地。这些企业聚集的都柏林大运河码头区被誉为“欧洲的硅谷”。
爱尔兰年轻的劳动力也是吸引全球企业的另一原因。与韩国不同,爱尔兰人口每年保持增长。据世界银行(WB)数据,爱尔兰人口从2012年的460万人增至2022年的513万人,近10年增长11.5%,是同期韩国人口增长率(2.9%)的4倍。去年爱尔兰经济活动人口创下历史最高的260万人规模,也得益于这样的人口增势。2017年从韩国移居爱尔兰的朴秀珍(化名)表示:“爱尔兰政府在鼓励生育政策上也很积极”,“从周围来看,每户生2至3个孩子是普遍现象”。
教育水平在欧盟中也属较高。爱尔兰25至34岁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重为62.3%(2022年基准),比欧盟(EU)平均水平(42%)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20多岁人群中理工科专业者比例为36.9%,亦居欧盟前列。这是爱尔兰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起持续强化大学免费教育等高等教育政策的结果。
劳动生产率同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最高。以2022年为准,爱尔兰每小时劳动生产率为155.5美元,是韩国(49.4美元)的3倍以上。与德国(88.0美元)、美国(87.6美元)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也高出近2倍。爱尔兰经济社会研究所(ESRI)研究教授尤利娅·齐德舒拉克表示:“爱尔兰的人口构成在欧盟27国中属最年轻之列”,“维持与高技能劳动力直接相关的高水平高等教育比例,是爱尔兰人口政策的核心之一”。
此外,爱尔兰还是欧盟内唯一的英语国家。特别是19世纪中叶大饥荒导致数百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爱尔兰裔美国人数量不少,这成为缩小两国心理距离的主要因素。这意味着美国企业适合选择爱尔兰作为进攻欧盟市场的“大本营”。实际上,在爱尔兰落户的全球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美国。
认为爱尔兰享受了英国脱欧(Brexit)红利的分析也不少。因为约700年的殖民统治历史使英国与爱尔兰在文化、监管等多个领域有诸多相似之处。早在2016年英国决定脱欧之后,美林、巴克莱等大型金融机构便相继将欧洲据点从伦敦迁至都柏林。
专家认为今年企业所得税上调对爱尔兰冲击不大,背后也有这样的复合背景。从今年起,对主要国家跨国企业征收至少15%企业所得税的全球最低税开始实施,爱尔兰企业所得税税率也从原先的12.5%上调2.5个百分点至15%。不过该税率仅适用于年销售额超过7亿5000万欧元(约1万亿韩元)的企业。
分析认为,尽管企业所得税上调,跨国企业出走等资本外流规模不会很大。一方面,将雇用数千名员工的欧洲总部立即迁往其他国家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即便此次上调后,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率(15%)仍比欧元区平均水平低6个百分点以上。齐德舒拉克教授表示:“企业所得税上调可能使外国直接投资(FDI)有所萎缩,但爱尔兰优势众多,应属完全可以克服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