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对全球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基调产生直接及间接影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国际清算银行(BIS)建议不要急于降息。韩国银行也在去年11月的金融货币委员会上,将紧缩基调持续期间的表述由“相当一段时间”修改为“足够长时间”,暗示利率冻结基调可能持续6个月以上。欧洲央行(ECB)和英国央行(BOE)同样在去年12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表示,完全未讨论降息,且通胀形势尚不能令人安心。
相反,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美联储·Fed)在上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展现出比预期更宽松的基调,并明确暗示了今后启动降息的计划。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承认,加息周期事实上已经结束,并已开始就降息进行初步讨论。在美国经济超越软着陆、表现稳健的情况下,鲍威尔为何比主要国家更早暗示紧缩政策的“转向”(基调转换)呢?
第一,与主要央行仅将物价稳定设定为官方目标不同,美联储基于“双重使命”(dual mandate),同样重视充分就业。在美联储对物价稳定具备一定信心、就业市场从超额需求向均衡点移动之际,鲍威尔或许判断这是货币政策重心从物价转向就业的拐点。事实上,近期美联储人士在警告经济下行的同时,担忧失业率可能突然大幅上升。
第二,鲍威尔主席的个人特质似也有关。与历任美联储主席不同,鲍威尔并非经济学家,而是出身华尔街的律师。他凭借政治学学士与法学硕士(JD)学位,主要在投资银行(IB)以及共和党执政时期的财政部工作,并在凯雷集团从事并购(M&A)业务赚取了大笔财富。凭借这一背景,鲍威尔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被提名为美联储理事,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升任主席。市场评价认为,被视为灵活且理性的鲍威尔在货币政策上并无坚定的既有信念,因此改变说法也可能显得自然。
最后,与美国联邦政府政策保持步调一致的政治背景也可能起了作用。美国财政部因去年三季度至四季度初长期利率急升,在国债发行方面遭遇很大困难。今年美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压力仍将持续,若长期利率继续上升,财政负担将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最终,财政部在去年11月的借款计划中缩减了长期债券发行比重,财长珍妮特·耶伦则异常地阐述了降息的正当性。
在今年11月大选之前,前总统特朗普已公开表示若重新执政将不会让鲍威尔连任,而鲍威尔主席则相对表现出与今年初让其连任的拜登政府及民主党合作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