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刑事提存特例”实施后,加害者为谋求减刑而缴纳提存金的案例急剧增加。该法最初以保护受害者隐私为宗旨修订,但如今却因反而让加害者轻易减轻罪责而遭到愈发强烈的批评。
━ 刑事特例提存,刚设立便“受理暴增”
起点是去年12月9日实施的提存法修正案。
所谓“刑事提存”,是接受刑事审判的被告人以和解金、损害赔偿、慰问金等名义向法院存入款项的制度。该制度通常在被告人未能获得受害者原谅时使用,先缴纳提存金,再以“深刻反省且有金钱补偿意愿”加以陈述。
由于是在不考虑受害者意愿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其效力不如刑事和解,但在法院量刑时常常成为减轻情节。据量刑委员会规定,在杀人、性犯罪、抢劫、诈骗、盗窃等案件中,“相当程度的损害恢复(含提存)”被规定为减轻情节(一般量刑因子),尤其性犯罪中还被作为缓刑的一般酌情事由予以考虑。
原有的刑事清偿提存,必须在提存书上写明受害者的姓名、地址、居民登记号码。但新设的提存法第5条之2(刑事提存特例)规定,即便不知受害者的身份信息,只要知道案件编号即可提存。
修订宗旨在于保护受害者隐私并帮助其恢复损害,即防止过去加害者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受害者个人信息或胁迫和解而造成的二次伤害问题。即使希望领取损害赔偿金的受害者,也因害怕自己身份被泄露而无法使用原有提存制度,这一局限同样是修订的理由。
问题在于,简化后的提存程序开始被滥用,成为“救济加害者的机会”而非“保护受害者的机会”。据共同民主党议员李滩熙办公室向法院行政处索取的资料,上月受理的刑事特例提存金共2499件,创制度实施以来最大规模。这不仅比实施首月(1486件)增加68.1%,还相当于长期徘徊在200余件的原有刑事清偿提存的7~8倍。这意味着未能与受害者达成和解的被告人正在积极利用修订后的提存制度。
━ 突袭提存—减刑—收回提存金……反复出现的“吃完就跑”套路
如果存入的钱用于实质性的损害恢复,提存金增加这一现象本身或许不构成问题。但法律界连日指出,在提存金的受理与收回过程中,受害者的“知情权”和“拒绝权”均遭侵害。
目前被提存人(受害者)除网络公告外没有其他确认提存事实的途径。法院提存所仅向刑事审判部和检方直接通知提存事实,而且这也通过邮寄进行,通知需要时间。
结果,受害者乃至检方都未察觉提存事实便已宣判的情况屡屡发生。在庭审前夕存入款项、使受害方来不及提交拒绝领取提存金的意见或请愿书的案例十分普遍,甚至产生了“突袭提存”一词。
甚至还确认了审判结束后被告方将提存金重新取回的钻空子案例。此前在10月国政监查中,李滩熙议员指出:“2022年1月二审宣判6日前,加害者提存1.5亿韩元,刑期由有期徒刑20年减为16年后,在宣判6日后将提存金全额取回”,“该案中减轻后的刑期就此确定。”
━ 受害者并未原谅……“不要钱,要惩罚”
实际上,刑事特例提存中受害者领取提存金的比例明显偏低,意味着多数人并不想要加害者的钱。
原有刑事清偿提存中,去年12月至今年11月受理的2715件(共314亿6349万韩元)中有2693件被支取。相反,刑事特例提存全部2万3861件(共1402亿5702万韩元)中,仅9164件完成支取,不足半数。换言之,10人中有6人拒绝了提存金。
对此,韩国女性律师会本月5日举办“刑事提存特例制度实施一周年检视与完善研讨会”(以下简称刑事提存研讨会),指出有必要确认受害者对是否领取提存金的真实意愿。当天女性律师会会长金学子表示:“在杀人、性犯罪、数字性犯罪等受害者及遗属痛苦可能极为严重的犯罪中,若违背受害者意愿的提存使被告人获得减刑或缓刑,可能给受害者带来更大痛苦。”
目前国会已提出4件旨在防止提存法被滥用的修正案。方案包括:(1)回归原有方案,但法院在收到刑事提存后数日内须将提存事实告知被提存人或其代理人;(2)规定只能在辩论终结日期14日前进行刑事提存,以阻止“突袭提存”等。
其核心是借此保障受害者在无意领取提存金时有充分时间予以拒绝或提交异议意见。目前各项提案均已提交法制司法委员会,但尚未进入全体会议审议。
大检察厅也认识到修订后提存制度的副作用,正在寻求制度改善。此前8月,检察总长李元锡曾指示一线检察厅“积极反映受害者意愿,阻止突袭提存”。
不过,出席5日刑事提存研讨会的检察官朴灿英指出:“实务上,各审判部的诉讼推进方式不同,受害者陈述权能否得到保障也会有所差异”,“为切实保障所有受害者在审判程序中的陈述权,有必要将‘受理刑事提存时确认受害者意愿等程序相关事项’在审判例规等中明确规定,实现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