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在推进改革中取得成效的国家首脑,会发现与众不同之处。首当其冲的是,他们在当下与未来之间取得平衡,不失改革动力。领导者坦诚告知国民,在政策推进过程中一定程度的痛苦承受不可避免。由此化解反对舆论,为正面突破积蓄动力。这正是忙于被反复变脸的舆论左右的韩国政府应当参考之处。
代表性例子是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他自2017年就任以来接连推进劳动、公共、养老金改革等结构改革。今年3月也强行推动了将领取年龄推迟两年的养老金改革。因此其支持率仅停留在20%~30%的箱体区间,但改革工作依然在进行中。第一个任期时他也推进劳动、公共改革,支持率比现在更低,但凭借失业率下降(9.7%→7.3%)和经济改善,于2022年成功连任。
曾是欧洲财政危机温床的希腊也明显改变。2019年执政的总理米佐塔基斯一贯推进减债政策后,希腊国家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06%(2020年)降至170%(2022年)。面对如此戏剧性的结果,标准普尔(S&P)和惠誉将希腊国家信用等级上调至投资级。
凭借政界协商合作把经济带上正轨的例子也很多。爱尔兰以包括劳工界参与的社会大妥协为起点,将法人税率从24%降至12.5%,跻身世界最富裕国家行列。近来德国在联邦韩国宪法法院判定明年预算违宪后,执政联盟三党经过200小时谈判达成一致,解决了问题。这是主张增加社会福利预算的社民党、在气候问题上走在前面的绿党、赞成紧缩的自由民主党等价值与理念不同的三个政党各自收起路线、在危机面前找到妥协点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