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球有76个国家计划举行选举。仅全国性选举就将在“40多个国家”举行。全球人口前十的国家中有8个(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俄罗斯、墨西哥、日本)举行选举,预计将有占全球人口一半以上的“42亿人”登记为选民。即便其中一半人走进投票站,也有20亿人行使投票权。也就是说,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约42%(44.2万亿美元)的国家可能同时因选举而躁动。
定于4月举行国会选举的韩国也不例外。《政治带来的风险》一书作者、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艾米·泽加特指出:“2024年将是决定人类今后历史的极为重要的一年”,“通过选举,游戏规则、利率、市场走势、政府监管、政策等一切都会改变,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也将非常巨大。”名副其实的“世界末日选举”、“决断之年”即将开幕。
英国经济周刊《经济学人》在展望2024年世界经济时将“选举”列为主要变数,背景也是同样的逻辑。韩国贸易协会近期在世界经济通商展望研讨会上也把明年定义为“超级选举年”。之所以出现选举过程中经济政策可能被扭曲的担忧,是因为政治人物为获取选票竞相推出民粹主义政策。首尔大学特任教授李弼相指出:“迎合大众人气的民粹主义使经济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经济被反市场的法律和制度束缚,将失去自我生存能力。”
最大的分水岭预计是明年11月5日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若唐纳德·特朗普重新执政,《通胀削减法案》(IRA)可能被废除。由此若清洁能源投资缩减,很难排除在美国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面板、风力发电生产设施投资的韩国企业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的可能性。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经济安全组组长延元浩表示:“特朗普公开提出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为保护汽车产业工人而中断绿色新政”,“对中国或其他所有国家征收10%关税的言论,宗旨也是从别国征税让美国更富裕。”《经济学人》认为:“(特朗普若再次当选)将是民主主义和世界的灾难。”
明年年初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也会以某种方式刺激地缘政治风险。若反中倾向的民进党副领导人赖清德胜出,两岸矛盾将更加尖锐,随之在特朗普与乔·拜登的大选竞争中,反中竞赛也可能更加激化。若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获胜,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将更加露骨,成为我们选择的变数。
此外,明年5月,作为替代中国供应链的亚洲主要14国“Altasia”的核心国家、正崛起为世界工厂的印度将举行下院选举,6月是欧洲议会选举,9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有可能更替。问题在于,尽管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已在眼前,韩国政界却被指为“什么都决定不了的国家”。经济评论家李元载评价:“新常态将随全球选择的结果形成,但看我们的政界,不但没有为这种变化做准备,实际上已陷入永久选举战(permanent campaign),只顾一味反对对手所做的一切。”
受美国孤立主义与中国、俄罗斯反击影响,保护主义和经济集团化现象看来将固化。虽可见经济渐进复苏,但美中紧张与保护主义走强很可能给贸易浇冷水。今年全球贸易规模已比一年前减少4.65%(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明年这一趋势可能更加陡峭。这意味着绝对依赖贸易的韩国可能更加艰难。这位经济评论家表示:“政治动摇经济、经济决定政治的‘政经合一(policonomy)’必将不分国家地袭来”,“我们应自问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