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了办事群众也为了我们的决定。”
负责保险行政的A部门下属B机构的一名职员这样解释在各设施大量安装闭路电视(CCTV)的原因。B机构去年在全国各地所属的94栋建筑(分支机构、医院等)内安装并运行了多达2549台CCTV。仅总部就有72台。大部分分支机构安装运行的CCTV都超过20台。
该职员诉苦说:“由于保险金领取业务的特性,职员要接触大量办事群众”,“也有人因拿不到保险金而激愤,持凶器前来。”
被称为社会镜子的公职社会,照这样下去似乎要崩塌。2000多台CCTV被称为“在制度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但其效果只在追究恶性投诉是非时才短暂闪光。窗口职员们一致表示,从那个必然是办事群众的“他”推门走到自己面前,到咨询结束离开,全程都是不安的时间。
比起公职社会的“外部”,更大的问题是无法自我纠正这一状况的“内部”。“整肃纪律松懈”“要有强烈的使命感”“作为国民的服务者必须亲切”等自过去以来支撑社会的话语,对下指示者而言轻而易举。但对遵从者而言无法违抗,令人窒息。
即便不当,只要是公务员就要忍着——这种指示的话语令人可怕。劳动市民团体“职场霸凌119”与基本收入党议员龙惠仁13日在国会举行的工伤自杀讨论会上,公开了去年公务员自杀因公殉职件数,为49件,比前一年增加了88%。同一天人事革新处公开的对1万零98名中央行政机关所属公务员的实况调查显示,他们的情绪劳动已超出正常范围,处于“危险”水平。46.2%回答,出现问题时“靠个人忍耐来解决”。今年我们目睹了教师接连自杀。去年军人自杀因公殉职申请为193件,是《工伤补偿保险法》下全部自杀工伤申请95件的两倍。
公职社会不会因修改几条法律条文而改变。宪法第7条明确规定,公务员“是对全体国民的服务者,并对国民负责”。首先应审视,宪法与社会的绝对命令是否制造出了让公职社会成员不得不否定自身价值的“规则”。上级下令、即便与我想法不同、新政权上台——应当思考,通过这三个前提发出的指示还要让它运作到何时。找到这一荒谬答案的时间并不宽裕。今年公务员考试的竞争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某部门公务员的话不能轻易忽视:“年轻职员离开得太多,以至于都能听到‘留下来的是傻子’这种话。再也无法以‘公务员这样工作是理所当然的’来说服(年轻职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