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认为是韩国银行与政府会面并对政府产生影响呢?我认为韩国银行只要带着好的想法和好的政策不断地讲,政府就会听取,不是吗?”
韩国银行总裁李昌镛上月30日在记者座谈会上,面对“与政府频繁会面是否会受到影响”的提问,作出上述反驳。李总裁每周周末都与经济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秋庆镐、金融委员长金周显、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福贤等人举行被称为“F4(Finance 4)”的会议,讨论当前议题。对于外界持续质疑韩国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是否因此受到影响,他反过来表示,其实是韩国银行可以影响政府。
有解读认为,李总裁的自信源于政府对家庭负债态度的变化。政府今年年初放宽房地产管制后,又通过特例安居贷款等政策性住房抵押贷款出手防止房价下跌。由此家庭负债再度增加,部分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及韩国银行内部强烈提出问题,最终促成政府态度转变,包括对5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进行管制。金融界评价认为,政府如此迅速地转变姿态,韩国银行的作用功不可没。
李总裁也表示:“韩国银行将家庭负债问题公开化,并且由于这是我国当前金融不安的重要因素之一,韩国银行多次提出必须从中长期加以纠正的议题,对此我感到自豪。”他同时把家庭负债列为韩国银行影响政府的例子之一。
由于李总裁表达了韩国银行的想法可以转化为政府政策的自信,韩国银行内外的新期待正在升温。因为近来韩国银行内部接连发布报告,针对低出生率、老龄化以及首都圈集中化等难以轻易解决的课题提出分析和具体解决方案。
代表性的有上月3日发布的《地区间人口流动与地区经济》报告,以及上月30日经济展望报告中收录的中长期深度研究《超低出生率与超老龄社会:极端人口结构的原因、影响与对策》报告。前者由韩国银行调查局地区经济部负责,后者由韩国银行经济研究院负责。
调查局的报告认为,首都圈集中现象未得到缓解导致全国生育减少;而韩国银行经济研究院的报告则把就业不安、竞争压力、居住不安、育儿不安等列为超低出生率现象的原因。两份报告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但都认同首都圈人口密度过高带来的竞争等正在引发超低出生率这类顽疾。凭借系统的分析,也获得了舆论的共鸣。
问题在于韩国银行提出的结构性政策大多难以实施。韩国银行为解决超低出生率提出的结构性政策包括“缓解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房价向下稳定与家庭负债稳定化”、“缓解首都圈集中”、“缓解教育过程中的竞争压力”等。
其中,缓解首都圈集中与执政党构想的“大首尔”性质不同。韩国银行所说的缓解首都圈集中,是指釜山、大邱、光州、大田等主要城市应成为足以替代首尔的地区据点城市。而“大首尔”则主张将金浦等京畿道部分城市纳入首尔,进一步扩大首尔规模以强化竞争力。此外,房价向下稳定与家庭负债稳定化等,也可能让政府感到压力。
报告还提及预算问题。即应扩大占GDP比重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4个成员国平均水平(2.2%)的家庭相关支援预算。报告分析,若把2020年占GDP 1.55%的家庭相关支援预算提高到OECD平均水平,生育率可提高0.06%。
韩国银行经济研究院通过增长核算分析推算,若通过政策努力使生育率提高约0.2人,我国潜在增长率在2040年代平均可提高0.1个百分点。李总裁长期以来担忧的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问题,其解决办法正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化。不过今后的关键在于,这些分析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政策变为现实。
李总裁参加的F4会议在第二轮内阁改组后预计变化不大。经济副总理候选人崔相穆早在担任经济首席秘书时就参加F4会议,新任经济首席秘书朴春燮曾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与李总裁配合默契。不过也有观察认为,由于F4以短期市场应对为主,要使韩国银行的中长期政策落地,与本次新设的总统室政策室长的沟通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