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至第21届国会的议员立法提案数量,截至10月底共计2万2637件,为历届最多。这一数字比第20届国会多1043件,堪称“立法过剩时代”。过剩的本质并非提案数量多,而是立法专业性不足导致不适当法案泛滥。作为公权力行使依据的法律,在实体内容上应具备合理性与正当性,但许多法案并未满足这一标准。
文化产业公正流通法案在专业性与监管强度方面受到过剩的批评。该法案以一位创作者令人痛心的去世为契机,以保护和促进创作者市场为目的提出。然而法案内容构成了对文化产业整体交易秩序进行过度而广泛规制的体系,立法目的与所采取手段之间的不一致和不协调十分严重。特别是第三章“文化商品供应合同及禁止行为”,与艺术人权利保障法以及MRFTA所规制的内容有相当大的重叠。尤其是,与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规制在交易上处于优势地位的经营者不同,该法案以所有文化商品经营行为为对象。
这一问题与“法律的体系正合性”相冲突。体系正合性意味着立法时应与既有法律体系或监管体系保持一致,或考虑相互关系。在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已在所有产业领域拥有横向规制经营者间交易秩序权限的情况下,该法案却构成由文化体育观光部规制包括电气通信事业法、广播法等在内的媒体与文化产业整体的体系。特别是在增值通信经营者领域,与广播通信委员会或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的监管管辖权发生冲突的隐忧很大。这会引发重复监管与部门间管辖权矛盾,并可能给作为监管对象的企业带来巨大的合规成本。
法律概念的明确性问题也很严重。该法案的主要概念源自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振兴法即使不明确界定法律定义或规制对象也不会造成大问题,但监管法需要概念定义的明确性与规制对象的可预测性。该法案所涉“文化产业”与“文化商品”概念,将个人创作物乃至平台上的视频、网络漫画、小说、游戏物等所有媒体产业笼统定义,却不区分规制对象的影响力与法律地位等。结果,明显偏离了法律或监管应限制在实现其目的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这一“比例原则”。
当前文化产业由与数字平台相连的创作者市场主导,如YouTube创作者、网络漫画作者、元宇宙中的设计师等。数字平台正在打破传统文化产业的边界,创造新形态的文化表达与商业机会。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公正流通法案难以适用于全球平台,却可能给韩国国内中小文化商品经营者和本土平台带来过度负担。若以保护创作者市场为目的,强化相关法律更为妥当。过度监管会妨碍创造性与创新,最终可能使包括创作者市场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萎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