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为防止医疗崩溃而扩大医大招生名额的方案,政府与医生团体的对立正在加剧。政府与执政党的立场是最晚在明年1月前确定医大扩招规模,而大韩医师协会则反对扩招,甚至不排除拒诊等集体行动。延世大学保健行政学部教授郑亨善29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2010年以后为增加医生数量而扩大医大招生名额的讨论有过两次,但都以失败告终”,“扩大医生供给是不能再推迟的课题”。他建议:“应先将医大招生名额至少增加1500人以上以防止医疗崩溃,并通过医疗定价改革提高健康保险财政的可持续性。”他还表示,为增加医生科学家,扩大医生供给也十分紧迫。
—政府开始通过扩大医大招生名额来增加医生。
△医疗体系主要靠两个轮子运转。一个是医疗提供体系,即医疗服务的供给,另一个是财源筹措体系。医疗提供体系的核心是医生的供给与分配、病床的保障。财源筹措体系则以健康保险制度为基础。然而,作为医疗提供体系核心的医生供给出现问题,医疗体系便无法正常运转。急诊室辗转推诿、地方医疗崩溃等问题都源于此。而且韩国依据医疗法,医生的权限极大。药品需依医生处方调配,护理与照护服务也依医生处方进行,医生不足必然导致医疗体系崩溃。
—医生短缺问题难道不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吗。
△2000年代为3500~3600人水平的医大招生名额,2007年被冻结在3058人。当时对医生的同情论较多。1980年代仅有20余所的医大到2000年猛增至40所,医生供给的增长快于医疗需求。由此医生收入减少,加之2000年代初实施医药分业,医生展开极端抗争,为平息不满便冻结了医大招生名额。从2010年起,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专家提出因老龄化等因素医生短缺将日益严重的问题,但未被接受。
—此后也讨论过扩大医生名额,但未能实现。
△李明博政府时期的2011年,增加医生问题被列为政策议题,还成立了工作小组(TF),但因医生团体的抵制而搁浅。医生们的游说能力超乎想象,政策推进动力也不足。2020年医生短缺也成为议题。因为新冠疫情使医疗人力短缺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次也因医生反对而最终撤回。两次机会都错失了。反而做出了扩大医大招生名额时须与医生协商的“9·4医政协议”。
—也有评价认为韩国的医疗可及性处于世界最高水平。
△韩国的医疗提供对民间依赖度高,但财源以健康保险这一公共渠道为中心筹措。以病床为准,94%由民间承担,以医院为准为89%。民间比重接近或超过90%的国家只有韩国。日本的民间比重为70%,西方国家则不到一半。把诊疗交给民间、通过医疗定价来控制价格,这就是韩国的结构。因此医生通过增加诊疗量来提高收入。为增加诊疗量,也有效率提高的优点。但现在已超出靠这种效率就能解决的阶段。
—目前韩国医生缺口有多大。
△每1000名人口的医生数仅为2.6人。这还包含韩医师(每1000人0.4人)。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的3.7人相比差距很大。此外,医学生招生名额为每10万人口7.3人(含韩医大),仅为OECD平均(14人)的一半左右。当然,人均医生数并非一定要与OECD平均持平。因为韩国的医疗效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即便如此,若再考虑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增加,医生数绝对不足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医生团体主张,医生数量增加会因诱导需求反而使整体医疗费上升。
△医生引发诊疗需求、进行过度诊疗的现象被称为医生诱导需求。医疗市场是医生比患者掌握更多信息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因此作为供给方的医生可以创造需求。也就是说,通过向患者推荐更多诊疗来创造诊疗需求、获得更多收入是可能的。而且韩国实行按项目付费制,治疗某一种病时诊疗、治疗越多,医生收入也越多。医生团体的说法是,因医生数量增加导致收入减少,就会滥用过度诊疗,使医疗费上升。在医生数量过剩的情况下,这话不算错。但韩国尚未到担心医生诱导需求的阶段,问题在于医生数量不足。
—根据政府的需求调查,各医大希望将招生名额最多增加到4000人。
△对面临生存危机的地方大学而言这很自然。其他院系连招生名额都招不满,而医大扩招多少,学生就增加多少。但医生供给过多会产生医生诱导需求,带来医疗费用增加的副作用。若将医大招生名额增至4000人,可以把医生供给提升到OECD平均水平。但考虑到韩国医疗的效率,即使不到那种程度,首先也应增加相当于现有名额一半的1500人以上。只是必须尽快实施。因为即便明年扩大医大招生名额,也要10年后医生短缺现象才会开始逐步缓解。
—医生团体主张仅靠扩大医大招生名额无法解决必要医疗的崩溃。
△扩大医大招生名额是解决医疗崩溃的必要条件。若不通过扩大招生名额增加医生数量,问题本身就无法解决。即便想把医生分配到必要医疗或地方医疗,也必须有足够的医生可供分配。而且目前专科住院医师分配人数为3500人,医大招生名额还少于这一数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做的只有扩大医大招生名额。有人指出即使医生增多也只会涌向皮肤科、整形外科等,但这些领域竞争加剧、收入减少后,最终选择必要医疗领域的医生也会增加。这是市场经济中理所当然的涓滴效应。然而医生们似乎因为怀有特权意识而无法接受这一点。
—也有主张认为增加地方医大招生名额无法解决地方医疗崩溃。
△这同样要通过扩大医生供给来解决。只是目前选拔本地生源为医学生的地区配额制比例约为40%,应进一步提高。还有必要引入让医生在特定地区工作的“地区医生制”。这类政策不仅实效性高,在政治上也受欢迎,实施起来并不困难。
—随着老龄化,对健康保险可持续性的担忧也在加大。
△所幸目前健保财政还没有问题。2000年代初实施医药分业时为安抚医生大幅上调了医疗定价,由此曾出现大规模累计赤字。但此后虽有一时性赤字,却没有累计赤字。目前健保财政积累了约24万亿韩元的累计准备金。迄今为止是通过持续上调健康保险费来维持盈余的。但这是否可持续同样存疑。按现行法律,健保费率不得超过8.0%,目前为7.09%,因此今后5~6年左右还有余地。问题在于此后。由于老龄化使医疗费负担加重,而健保费率又难以提高到8.0%以上,健保财政的压力将加大。这也是必须扩大医生供给的原因。此前因医生不足,医生身价无限上涨,医疗费也随之增加。
—若按医生团体的主张上调医疗定价,健保财政的负担也会加大。
△不加区分地上调定价是下策中的下策。韩国通过健康保险公团与医生团体签订的换算指数合约和相对价值分数上调,定价年均上涨4%。再加上老龄化,最近10余年医疗费每年增长9%。医疗费增速比物价快2~3倍。由此,2000年还不到5%的国民医疗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到2022年升至9.7%。目前虽与OECD平均(9.3%)水平相近,但增速快是问题所在。今后应转为不对所有诊疗领域普遍提价,而是只甄选需要高技术含量的诊疗行为上调其定价。
◆He is…
1960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龙山高中和首尔大学英文系,通过行政高等考试后在韩国保健福祉部工作18年。在首尔大学和东京大学取得保健学硕士、博士学位后,转任延世大学保健行政学系教授。曾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保健政策项目经理、韩国保健经济与政策学会会长、健康保险政策审议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