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意加剧的同时,我国经济也弥漫着阵阵凉意。餐馆、美容院等自营业者中,销售额腰斩的比比皆是。由于各自生活艰难,人们纷纷勒紧腰带、削减开支。企业的处境也不容乐观。据韩国大法院统计,今年1至10月申请破产的法人达1363家,较去年同期的817件激增66.8%。这已超过受新冠疫情直接冲击、近10年中破产法人数量最多的2021年(1069件)的全年规模。
韩国企业的负债规模已处于全球最差水平。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全球负债报告》,韩国非金融企业今年三季度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达126.1%,在34个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三,仅次于香港(267.9%)和中国(166.9%),已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爆发的1997年的108.6%。韩国的负债规模为IIF自1995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国内非金融企业中,赚来的钱连利息都还不上、利息保障倍数低于1的企业占比高达42.3%,为韩国银行自2009年开始编制相关统计以来的历史最高值。
这主要受疫情后全球供应链受阻,叠加乌克兰战争,导致原材料等全球物价暴涨,各国货币当局为抑制通胀而采取高利率政策的影响。经济下行,原料采购成本却上升,利息负担也在加重,不良企业因此层出不穷。也有不少企业因忽视创新而被需求方抛弃。
问题在于,若对不良企业听之任之,将成为经济复苏的障碍。负债沉重的企业即便在景气回升期也无法大胆扩大投资。市场资金被不良企业占用,创新企业的成长和就业岗位的增加都无从期待。为使有限的资金流向发生创新的领域,必须尽快对不良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当年经历剧痛的IMF危机能在3年内提前"毕业",也正是因为有迅速的结构调整。
朝野双方迟迟才就将10月15日已到期的《企业结构调整促进法》延长3年至2026年达成一致,28日在国会政务委员会第一小委员会表决通过了修正案。从为堆积如山的不良企业结构调整保住火种这一点看,实属幸事。企业结构调整促进法是企业财务结构改善作业(workout)的法律依据,以外汇危机为契机于2001年作为限时法制定,此后通过修订或重新立法延续。workout与法定管理一同承担着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柱作用,尤其是其实现正常化所需时间远短于法定管理,因而备受企业青睐。政界除企业结构调整促进法外,还应积极推动《企业活力提高特别法》的延期,该法通过税制、政策资金支持和放宽监管等方式积极助力企业转向新业务。企业活力法将于明年8月到期。据悉,法院也在推进引入一项制度,在重整程序启动前指定外部专家、允许企业在3个月内自主进行结构调整,以降低法定管理的门槛。
若对比外汇危机时更为严重的企业负债坐视不管,我国经济的复苏将遥遥无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警告,韩国今年潜在增长率为1.9%,首次降至1%区间,明年将降至1.7%,低于美国(1.9%)。朝野政界在明年4月大选前,把国家的钱当作自己的钱大手大脚,接连抛出民粹主义承诺。政界若真为国民着想,就不应搞慷慨施惠的政策,而应关注经济和暴露于全球竞争中的企业。
金融当局应甄别边缘企业的优劣,对暂时资金紧张的优质企业积极支持,对靠超低利率贷款苟延残喘的不良企业予以清理,不吝政策支持以使结构调整顺利进行。全球创新之所以集中发生在美国,背后是持续不断的结构调整。朝鲜遭遇胡乱、倭乱乃至国家被夺,原因正是当政者不倾听要求改革的声音。栗谷李珥、南冥曹植等忧国的士人不断向朝廷上疏要求改革,当政者却结成党派、沉溺于政争,自招国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