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三大半导体企业同时在武汉市建设半导体生产工厂时,Samsung Electronics和SK海力士对人才流失拉响了警报。因为中国半导体企业认为仅靠本地人力难以突破瓶颈,于是着力招揽从韩国半导体公司退休的50岁出头至中期的次长、部长级人才。这些公司通过中介在香港等地接触已退休的韩国半导体企业员工,就薪酬和雇用条件谈判后大举录用。韩国的高级人才集体住在半导体工厂附近的宿舍,为中国半导体生产打下了初期基础。当时在当地工作后回国的A先生坦言:“当时用中文标注所属公司和姓名,在安装了闭路电视(CCTV)和面部识别装置的安保区域内,受24小时监视地工作。”这相当于我国半导体技术人员为中国半导体企业传授诀窍、泄露技术。曾目睹现场的B先生表示,如今已大幅减少,但一度有接近1000名韩国半导体技术人员在武汉工作。
当时对韩国技术人员而言,若在50多岁中后期退休,再就业并不容易,对公司的不满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半导体企业以高薪诱惑,他们往往轻易就跟着走了。半导体业界的C先生苦涩地说:“包括HSMC在内,当时在武汉建厂的半导体企业在技术竞争中落后,不少在进入量产体系前就关门了”,“转投当地半导体工厂后失去岗位的人也很多。”他还说,需要韩国技术人员的一方成批引进技术团队,从而消解了对技术外流的罪恶感。
他指出:“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的优秀退休人力是国家的宝贵资产”,“是否该以人力成本和退休年龄这种简单标尺让他们退休,必须慎重判断。”也就是说,应通过薪酬体系改革和退休年龄调整,探索与高资历退休者共同工作的路径。
技术人力流向中国的增加,也与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潮有关。婴儿潮一代指1955年至1974年间出生者。他们当时每年出生91万至108万人。如今随着他们接连退休,除去死亡人口,每年有70万至90万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群体。目前政府划为老年人的65岁以上人口今年为950万人,到2027年将增至1167万人。从2025年起,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20%,进入超高龄社会。预计到2040年,8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升至总人口的31.5%。
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高资历人力的运用已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课题。据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KISTEP)统计,50岁以上研究人员从2011年的4万1932人(11.2%)大幅增至2020年的9万3234人(16.7%)。相反,国家研发(R&D)项目负责人方面,以2021年为准,45~49岁占20.8%,50~54岁占18.3%,55~59岁占11.4%,60~64岁占6.8%,65岁以上占1.9%,从50多岁中期起急剧减少。
在退休前夕、去年初转任韩国能源工科大学(KENTECH)讲座教授的前基础科学研究院(IBS)纳米物质及化学反应研究团长俞龙(韩国科学技术院荣誉教授)透露了内情:“在韩国科学技术院作为特勋教授本可工作到70岁,但从61岁起指导研究生受到限制,不论研究能力如何,年纪大了就难以持续研究”,“最终本已预定作为中国的外籍院士前往青岛的院士研究园区,幸好能源工科大学接纳了我,便取消了赴华。”这位在全球率先成功合成三维石墨烯的学者表示:“过去年长的教授或研究者有长幼有序的观念,倾向于把工作推给后辈,但这种文化正在慢慢改变”,并介绍称自己年纪大了反而取得了生涯最佳研究成果。他一贯主张,韩国也应像美国或英国那样,让优秀研究者不受退休年龄限制地继续研究。
前韩国工学翰林院会长权五庆
中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等积极吸引全球优秀人才、鼓励移民,相比之下,韩国高资历人力提前退休已是家常便饭。实际上,企业中出现50多岁工程师的退休潮,大学教授退休年龄为65岁,但一到60多岁实验室就开始缩编。政府出资研究院方面,退休(61岁)后优秀研究者可在正式研究员编制的10%以内被委任为优秀研究员至65岁,但实际连5%都不到。
在美国,教授一旦获得终身教职(tenure),只要能从外部拿到研究资金,就不受年龄限制。今年预算约达60万亿韩元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是如此,作为优秀研究者获得终身职位后便不会被解职。在欧盟(EU)成员国,高资历优秀研究者最长可获得5年共250万欧元(约35亿韩元)的支持。中国科学院实行“院士”制度,为研究经历卓越的科学领域资深学者提供研究经费,使其不受退休年龄限制地在所属机构继续研究。截至2021年累计院士总数为860人,其中外籍院士129人。他们在中国科技战略制定、核心科学家培养、海外优秀科学家引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AI)、半导体专家、韩国科学技术院与Samsung Electronics产学合作中心主任金正浩提议:“我的实验室根基扎实,有30多名学生在硅谷大型科技企业工作,但随着我进入60岁出头,研究生也开始缩减规模,今年只招了一名硕士生”,“大学应取消终身教职(保障至65岁退休)制度,转而保障有能力的教授在退休年龄之后仍能从事研究。”他表示:“需要让优秀的退休科学家在退休后也能继续研究的文化与生态”,“应强化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产学研之间的联动,构建高资历科技人才运用平台。”还有不少意见认为,对距退休1~3年的高资历科技人才,应扩大其与中小企业、风险企业、初创企业的共同研究和咨询、专业领域研究以及社会贡献。
前韩国标准科学研究院院长姜大任 目前韩国研究基金会及各部门正在推进多样的高资历科技人才运用项目,但成效甚微。研究高资历科技人才运用最大化方案的KISTEP金仁子博士指出:“高资历科技人才在退休前就因研究人力难以确保、政府研发(R&D)项目承接困难等原因,比先进国家更早出现研究中断现象,专业能力往往被埋没。”他强调:“为防止国家财富外流、防止研究中断,并强化中小企业、风险企业、初创企业的技术竞争力,需要持续的支持。”
与此同时,在全球最低生育率之下,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潮会引发社会负担加重、劳动力不足、养老基金枯竭等复合冲击,因此需要社会层面的准备。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去年为0.778,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低。总和生育率低于1的国家只有韩国。即便是因低生育率亮起警报的日本,去年总和生育率也为1.26。法国为1.8,是韩国的两倍以上。韩国2020年经历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的“死亡交叉”后,2021年人口减少约5万7000人,去年更减少12万3000人以上。韩国人口减少速度非常陡峭,因而更为严峻。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急剧减少,新增理工科人力供给也会相应减少。在技术霸权主义加深、结构性低增长、人口减少趋势下,将陷入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恶性循环。以2021年为准,韩国技术水平约为最高持有国的80%,技术贸易收支逆差达37亿7000万美元。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还会加剧代际矛盾。目前100名劳动年龄人口抚养25名老年人口,10年后则要抚养接近50人。老年贫困率也达37.6%(2021年),远超OECD平均水平(14.9%,2020年)的两倍。
据韩国银行经济研究院今年5月末发布的《劳动供给趋势性变化的评估与展望》报告,即使全面动用延长退休年龄、移民政策、女性人力运用等手段,填补劳动力不足也并不容易。中央大学城市规划房地产学系教授马江来建议:“在半数以上婴儿潮一代有意迁往地方的情况下,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若将他们与地方中小企业对接,以每周工作3天左右的方式给予支持,将会很有效。”为此,需要由韩国土地住宅公社(LH)提供20户左右的小区型租赁住房,让他们共同经营菜园,还能一起办烧烤聚会。权前会长说:“我们面临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经历了‘失去的30年’的日本的局面”,“如今已进入能否善用婴儿潮一代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