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以及以色列的反制军事行动,在美国和欧洲引发了激烈争论。观察这场战争时,笔者不禁怀疑:在我们如今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尊重表达自由的人。
数年前在大学校园爆发的言论自由争论,与保守阵营人士的演讲被取消有关。在一些保守倾向浓厚的州,以必须保护校园言论自由为由,向州议会提交了数十项法案。2021年联邦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发起了旨在保护表达与结社自由的“校园自由言论核心小组”。同年1月,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共和党)表示:“保护陷入争议的表达自由极为重要”,“应在两三年内优先建立法律制度”。
然而上月末突然改变立场的德桑蒂斯州长,指示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长关闭校园内“争取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的分部。他指责该团体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援,但据笔者确认,他们只是主导了校内示威和集会。正如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维韦克·拉马斯瓦米所指出的,法院已判定,对极端团体表示支持与提供资金、物资或武器完全不同。
其他保守人士则试图公开支持哈马斯团体中学生的身份,令其羞辱。一名对冲基金经理提议编制名单并传播,使这些人毕业后无法进入金融业就业。众多大额捐赠者要求校方发表谴责哈马斯或支持以色列的声明,部分人主张应禁止特定集会和演讲。相当多屈服于外部压力而发表声明的学院院长,在被指对以色列的支持或对哈马斯的谴责不够后,又发布了后续立场文件。
过去的大学并非如此。1967年,在越战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热潮达到顶点之际,以法学家哈里·卡尔文为核心的芝加哥大学委员会主张,若校方就争议性政治议题采取官方立场,大学就无法完成其本职使命。“要忠于知识探究,大学必须乐于包容并鼓励自身内部的多元观点。大学是一个具有重要但有限目的的共同体,即教学与研究。大学是培育和涵养批判精神的地方。校方不应自任评论者。”
正如卡尔文报告所指出的,自由讨论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认识:倾听对方强烈表达的意见,胜于禁止和压制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一方主张与另一方反驳交织的开放讨论来寻找交汇点。
在印度成长的笔者,曾对通过书籍了解到的美国坚定的言论自由意志感到惊叹。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法院在1977年允许纳粹团体在芝加哥郊区伊利诺伊州斯科基游行。1970年代哈佛大学的校报《哈佛深红报》刊登了赞美波尔布特掌控柬埔寨政权的社论。笔者升入大学的1980年代初,校园里煽动性观点如洪水般涌现,从共产主义革命者到主张黑人是低劣种族的诺贝尔奖获奖科学家威廉·肖克利。进入21世纪后,笔者几乎不记得大学曾就伊拉克战争、甚至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表明官方立场。
我们如今生活在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世界。近年来,大学面临表明政治立场的日益加大的压力。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事件成为大学就现实敏感议题发表声明的转折点。一旦就某一政治议题表明观点,要求就哈马斯的恐怖行为也发表谴责声明的呼声便蜂拥而至。虽然可以理解,但大学的立场表明究竟要在何处终止?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今每当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校方都必须决定是谴责还是支持。大学能否提出明确标准,来决定在恐怖行为和人权侵犯案例中谴责哪些、容忍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