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恶化导致美国信用评级下调担忧加大之际,在世界经济中影响力较大的中国和日本,财政健全性也亮起红灯。中国、日本均以刺激经济为由持续大规模发行国债,负担不断加重。
━ 中国额外发行1万亿元规模国债 财政赤字率突破3%升至3.8% 据《日本经济新闻》等13日报道,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月24日决定将国家财政赤字规模从此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扩大至3.8%,并在今年四季度额外发行1万亿元规模国债,中国内部随之出现“禁忌之墙被打破”的说法。因为GDP中财政赤字比率上调至3.8%,与共产党一直强调的“控制在3%以内”基调不同。中国GDP中财政赤字比率2008年不足1%,但在经历雷曼危机后于2009年升至3%。担忧财政松散的中国政府在2010年财政报告中明确写入将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的内容,并直至最近仍坚守3%目标。在习近平政权下,除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录得3.7%之外,一直坚守目标,因此此次数值上调表明中国经济面临的衰退危机相当严峻。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危机、出口减少、消费萎缩等利空接连爆发,使紧急财政投入成为不可避免的局面。使财政赤字率上调的“额外发行1万亿元国债”也被多方评价为罕见举措。在中国,通常在3月全国人大确定国家财政规模后,鲜有修改的先例。特别是习近平政权此前曾批评称,过去胡锦涛政府时期的2008年为解决雷曼兄弟引发的金融危机而实施4万亿元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中国债务加深,并表示“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因此有分析认为此次决定在多方面都需要“打破禁忌”的重大决心。
━ 松散财政与通胀曾是“政权更替变数”的经验 令共产党强调健全财政 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以“3%”为目标强调健全财政,是因为亲身体会到通胀可能成为政权更替的危险变数这一“经验”。20世纪40年代国共内战中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核心原因之一被认为是通胀。曾在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担任首任美国驻韩大使、并目睹中国共产化的约翰·J·穆乔在致国务院的报告中甚至表示:“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中,通胀问题比军事上的无能起了更大作用。”日经介绍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也是因年率高达20%的通胀引发了学生的不满,并解读称“正因为共产党自身有过因通胀几乎失去政权的过去,历届政权才重视3%并强调健全财政”。
━ 日本补充预算案相当金额靠发行国债 仅2023财年规模就达44万亿日元 国库亮起危险信号的,邻国日本也是一样。日本政府近期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了13万1992亿日元规模的补充预算案,计划目标是11月在国会通过。补充预算中计划以国债筹措8万8750亿日元,若预算案在国会通过,2023财年支出总额将增至127万5804亿日元,新增国债发行额也将增至44万4980亿日元,连续4年超过40万亿日元。与2000年以后按结算口径各年度新增国债发行维持在20万亿至30万亿日元区间相比,发行规模急剧增加。
━ 积极财政的安倍内阁也维持在30万亿日元区间 截至9月普通国债余额1027万亿创“最高” 日本主要政权一直牵制无节制的国债发行,在没有特殊变数的情况下,将“30万亿日元区间”视为默认上限。前首相小泉纯一郎2001年就任时提出“将国债发行额控制在30万亿日元以下”的承诺,据悉任期内最高维持在35万亿日元区间。以所谓“安倍经济学”打出积极财政旗号的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4年至2019年,也依靠税收增长将新增国债发行额维持在30万亿日元区间。然而,随着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以国债发行填补税收的状况持续,加之2008年雷曼冲击、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2020年新冠疫情等突发变数出现,发行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庆应大学教授土居丈朗指出:“在利率较低的认知下,认为以财政扩张作为经济对策理所当然的政治人物增多,对国债发行的抵触感正在淡化。”问题在于,膨胀的国债在利率上升时会以利息负担增加这一“债务”形式回到国民身上。日本财务部公布的今年9月需以税收偿还的普通国债发行余额为1027万4129亿日元,创历史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