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尔瑞二小学任职的一名20多岁教师因不堪家长投诉而自杀。在龙仁器兴高中,一名临近退休的60多岁体育教师在被家长刑事控告后走向极端选择。两起事件都在无人担责、只留下创伤的情况下走向结案。
近来因教权受侵害而诉苦的教师不断增加,但有关家长投诉或校园暴力处理的制度依然疏漏。现行制度使教师与警方都难以积极行动。
现行《校园暴力预防法》赋予教师收集校园暴力相关证据、获取陈述等“任务”。这实际上是把警方该做的事交给教师,但对没有侦查权的教师而言,难免惧怕报复性诉讼或投诉。
反之,从警方角度看,依现行法律校园暴力事案处理属教师职责,因此也不能随意介入。而且大多数校园暴力是需要教育方式解决的语言暴力,警方介入则显得滥用侦查权。
制度缺失引发教育界与侦查当局之间的矛盾。今年9月在首尔汝矣岛国会前举行的瑞二小学教师四十九日追悼仪式上,一位参加者教师倾诉称:“警方草率结案,教师们恐将在社会漠视中重新面临刁难,令人心酸。”
另一方面,一位警方人士表示:“2012年起校园暴力事实开始记入在校生活记录簿,家长的关注由此集中。”并称:“教育部方面未就教权侵害制定根本性应对方案,其影响不容忽视。”
归根结底,要解决这种各行其道的矛盾,必须反映教育现场与警方的声音,建立应对校园暴力和恶性投诉的高效制度。当务之急是制定模型,将各校零散的投诉处理制度标准化。让20多岁的新任教师负责投诉频发的班级,或让合同制教师负责校园暴力投诉,现行的学校制度显然不正常。警方方面,校园专责警官(SPO)人均负责12.7所学校,急需补充人力。
今后出台的对策不能是“权宜之计”。若只想掩盖眼前问题,反而可能出现管理不善等其他问题。即便丢了牛,只要把牛栏修牢,就能防止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