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刚刚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却正在迅速失去增长动力。2021年位居世界第10位的经济实力,去年已退居第13位,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被日本反超几乎已成定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韩国潜在增长率今年将首次低于2%,明年更将仅为1.7%,低于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研究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论”权威、首尔大学经济学部讲座教授李根8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政府必须成为在新兴产业领域比谁都更快放松监管的‘先行者’,才能增强企业活力、强化增长动力。”李教授还表示,要提升低出生率日益加剧的韩国经济的增长能力,必须提高劳动灵活性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并要求“尹锡悦政府应发挥突破力,加快推进劳动、养老金、教育三大改革”。
——韩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正急剧减弱。韩国追赶发达经济体到了什么阶段?
△按考虑物价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韩国人均收入约为美国的70%,追赶空间仍然很大。问题在于缩小差距的速度正迅速放缓。最近5年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2个百分点,而之前5年缩小了4个百分点,只有一半。按这一趋势,未来5年只能追赶1个百分点。照此计算,要追上30%的差距需要150年。最终可能在未完成追赶的情况下停滞在70%的水平。
——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似在加剧。
△美国既掌握美元霸权,经济体量又大,还推行产业政策并提供补贴,因此各方都涌向美国。如今美国像黑洞一样吸纳外国直接投资(FDI)。失业率为3.8%,实际上已是充分就业水平。通胀降不下来,也就无法降息。相反,其他国家在衰退中挣扎。美国以他国的牺牲为跳板独自繁荣,这样的世界经济格局存在根本性矛盾。
——韩国经济活力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宏观上看,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下降、投资萎缩,增长因此停滞。不过在产业层面活力尚存。少数大企业在信息技术(IT)这一核心领域持续成长,如今生物、国防等产业正进入新兴产业领域。问题在于国民经济的非活力性,即低迷的民生与产业领域之间的落差不断扩大,在这方面政府的作用很重要。若没有更为精细的政策,国民的不安只会加剧。要克服这种落差,必须推行福利与增长相协调的增长友好型福利政策。典型做法是扩充与生育、育儿、托育相关的社会基础服务,以提高女性就业率。从根本上说,应推行包括再教育在内的欧洲式“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
——韩国企业似乎仍停留在“快速跟随者”而非“先行者”。
△必须摆脱“必须成为先行者”的强迫观念。在韩国这样市场规模小、监管多的国家,力争成为先行者是危险的战略。稍有不慎,先行者可能变成“首个失败者”。我们拥有在全球市场打开、标准确立后比谁都更快制造产品的能力。做第二名就足够了。政府是在外国全面放松监管之后才放松的跟随者,仅靠企业无法成为先行者。政府必须成为比谁都更快放松监管的先行者。
——具体而言,放松哪些监管最为紧迫?
△正如“Tada”的案例所示,共享汽车、类似爱彼迎的共享住宿以及基因治疗、远程医疗等新兴产业领域监管众多。虽有对新产品或服务免除、暂缓适用既有监管的监管沙盒制度,但两年后若未获延长适用,此前的投资可能付诸东流。要让企业更积极行动,应引入自动延期制度。此外,有人指出韩国经济由大企业主导,但问题恰恰是大企业不足。哪怕再多5家像三星集团这样的企业,经济就会恢复活力。必须让企业摆脱为享受政府扶持而甘于停留在中小规模的“彼得潘综合症”,形成成长为大企业的良性循环。为此,应放松监管,使初创企业能被大企业收购、灵活退出,并应鼓励大企业从业者而非大学生创业。
——也有人指出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半导体。哪些产业有望成为“第二个半导体”?
△韩国与中国台湾同为半导体强国,但相比除半导体外别无选择的中国台湾,韩国有其优势。最近半导体不景气时期,汽车产业实现了盈利;以新冠疫情为契机,生物产业也打开了机会之窗。在生物领域,十大集团中有8家正在投资。生物产业周期长、进入门槛高,属发达国家型产业,中国追赶起来也不像IT那样容易。以乌克兰战争为契机,国防产业中韩国产品也备受关注。从这一点看,韩国产业正迎来良机。
——预计明年韩国潜在增长率将低于美国。要提升韩国经济的增长能力应怎么做?
△根本问题在于出生率和就业率,而短期内提高出生率并不容易。那么就要设法充分利用现有人口。扩大女性和高龄者的劳动参与、引进外国劳动力、提升就业灵活性与安全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成为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劳动改革的方向是对的,问题是未能切实推进。养老金改革同样如此。提出了三大改革这一好议题,却看不到推进的突破力。
——今年日本经济增长率超过韩国几成定局,而中国的增长动力明显减弱。您如何判断日本和中国经济?
△日本受益于日元贬值,但基本上消费疲弱,动力弱于韩国。中国潜在能力强,但基于意识形态的政策正在压制民间的能力。只要稍稍放松监管,经济就会大幅复苏,但目前中国当局似乎更重视社会主义价值而非增长。
——中国能超过美国吗?
△中国经济规模与美国差距最小的“中国峰值”出现在2021年。当时升至美国的76.2%,今年回落至65%左右。与因过度疫情封控后遗症和美国牵制而受困的中国不同,美国经济增长力依然强劲,因此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停留在美国70%左右的水平。超长期趋势还需观察,但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难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美国的主导性似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
——如果要举出韩国最应警惕的追赶国家?
△是中国。中国在大型科技等领域已超越韩国,但在许多领域仍处于竞争之中,且竞争程度本身在上升。从汽车到电池、造船等主力制造业领域都与韩国重叠。所幸美国牵制中国尖端产业,让我们争取到了时间。若没有美国,半导体也可能更快被中国超越。相当于争取了10年左右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对立格局对韩国也有有利一面。在没有中国企业的美国市场、美国撤出的中国市场,韩国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增强了。必须最大限度利用这段时间。
——尹锡悦政府自执政初期便强调创新增长。从创新的角度,您如何评价尹锡悦政府的政策?
△尹锡悦政府在美中对立与供应链扰动局势下集中支持半导体领域。这很好,但不能只有这一项。特别是削减研发(R&D)支持,即便考虑到追求效率的目的,也令人遗憾。削减将成为未来发展基础的核心投入(input)是错误的。要降低预算的低效率,只要大胆将地方教育财政拨款从初等教育转向高等教育,也足以见效。虽会遭到反对,但需要大胆克服既得利益者阻力、一往无前的领导力。
——最后,对尹锡悦政府的政策有何建议?
△正如最近出版的合著《2024韩国经济大展望》所指出的,去全球化的结果是国家的回归。现在应把目光转向内部,改善内部体系,实现向下一阶段的跃升。虽然略显迟缓,但劳动、养老金、教育三大改革即便艰难也必须切实推进。这也是解决低出生率问题的处方。只有全力以赴推动改革,在政治上才会有收益。
◆He is…
1960年生于首尔,毕业于冠岳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国际熊彼特学会(ISS)会长、联合国总部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等,并作为首位非西方国家大学教授获得ISS颁发的熊彼特奖。曾任国民经济咨询会议副议长、韩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现任首尔大学比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追赶研究所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