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著作《中国富,中国人穷》中分析了奢侈品在中国的价格高于美国的原因。在被视为典型“图钉型”社会结构的中国,中产阶层薄弱,能够购买奢侈品的需求远低于美国。这里的奢侈品不仅指名牌,还包括电影票、咖啡、可乐等与生活必需品相对的更广泛概念。
郎咸平的解释可简要概括如下。例如若电影票卖1万韩元,在美国有10人能观看,而在中国只有5人左右能够消费。因此大部分时装品牌都以高端策略进入中国市场。据悉,耐克、新百伦等在中国的售价实际上比韩国高出20%至40%。
在高利率、高物价的基调下,韩国社会也正经历转折点。据Statistics Korea数据,今年二季度每户实际可支配收入月均为345万850韩元,同比减少5.9%,是相关统计自2006年编制以来的最大跌幅。实际可支配收入是指从考虑物价后的实际收入中扣除利息、税金等非消费支出后的金额。考虑到恩格尔系数在新冠疫情后的上升速度快于美国、日本等主要国家,可以说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正在迅速崩塌。
以追求利润为最大存在目的的企业,会在销售额最大化的点上定价。既可以压低价格换取销量增加,也可以减少销量而采取高价策略。此时需求的价格弹性起着重要作用。替代品多时,涨价会导致销量大幅下降,因此企业也难以轻易提价。食品行业的替代品很多。
食品价格上涨再次席卷舆论。不仅烧酒,牛奶、面包等价格接连上涨,政府宣布将设置专门管理个别品目的事务官。当然,如果存在串谋就应严厉制裁,但事务官如何管理和监督个别企业的价格则令人质疑。政府手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把大刀。令人担忧的是,是否正拿着杀牛的刀去砍鸡。






